晚清诗歌变革通常被看作过渡时期的历史事件，因此虽不成功却意义重大。从黄遵宪言文一致的主张到梁启超宣传新思想、运用新语句的“新派诗”，再到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些努力使白话、俗语、新语句登堂入室，由此引发了文学革命。这样一来，作为“过渡”的晚清诗歌变革这一历史事件很容易被看成一个踏板，历史踏着它、通过它，进入另一个时段。而我认为，晚清诗学变革更应该被看成一段台阶，它本身就处在现代诗学的发生阶段，我们必须了解这一段台阶是如何垒起来的?它潜藏着哪些可能的方向?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种变革本身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是晚清诗歌变革的特殊境遇，由此生发出来的变革主张与思想，具有独特意义。其一，“日常生活”规定了变革的实用性特征，即诗人所体验的不是形而上的玄思，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困难处境，需要变革来解决这种困境；其二，“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被遭遇，带来的首先是感官的震惊，而不是思想或精神上的震惊，这规定了变革的物质性特征，即诗歌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不能准确描绘出物质世界，然后才是情感、思想与精神。就后一点而言，它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来不曾遇到的局面——诗人从来都是游刃有余地在物质世界中寻求思想与精神的象征物，只有情感、思想与精神可以被朦胧地表达，而因为有约定俗成的象征物，读者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理解方式。更重要的是，伴随现代性而来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西方强国的枪炮、民族危难、种族危机等，所以，这些可怕的感觉从一开始就成为现代性体验的一部分。因此，诗人在生活中遭遇到的活生生的现代性，就不仅有先进、文明的一面，更有恐惧、危险的一面，这两种不同的特征和感觉并不是一前一后地到来，而是共时地拥挤在现代诗歌变革的入口。 这里，我想通过对晚清诗人黄遵宪的分析，来探讨这种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现代性在诗学领域带来的巨大变化。黄遵宪在思考与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也是从他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困境。黄遵宪具有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的绝佳条件。作为体制内的官员，他游历各国，亲身接触到西方文明的成果；同时作为改良思想家，他在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时，总是反省本国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诗人，不断有意识地探讨诗歌革新。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现代性所带给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警觉，总是能转化成一种对诗歌革新的反思。经由这种途径形成的诗学主张，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梁启超在其中寻求到一种身份认同，他对黄遵宪的推崇，与其说是因为黄遵宪的诗学主张，不如说是由于黄遵宪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启发：通过文学革新达到强国强种、启蒙大众的目的——文学直接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现代性；同时，只有通过文学，才能消除这种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消除恐惧和排斥，张扬其文明、先进的正面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具有双重特点的诗歌价值观：既把诗歌看成抒怀遣闷的手段，又给予它“感人”的重任，力求通过诗歌革新，使之产生改变世界、国家的“大吸力”(注：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8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这样的诗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黄遵宪而言，来自于他的“文化学徒”与“文化导师”心态。 虽然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已经遭到怀疑，然而，黄遵宪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并不如他自己明确提到的“今日孩童国，不得不依赖人耳”(注：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8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3页。)。早年，黄遵宪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从经济到文化，使他遭遇到现代体验的剧烈震惊。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属于学术的一部分和西方科学、哲学比起来，是无用之学，尤其是面对国家日渐衰落的局势，这样的学问更是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中国人必须向西方人虚心学习他们的科学，而只有言文一致，中国人才能普遍掌握学习工具。这是他关注语言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当他面对诗歌语言的时候，他却相信，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形式的美，即便是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仍然具有永恒的最高价值。这种看法，来源于他的“文化导师”心态。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就已经流露出他的这种心态，他认为墨子之学是西方科学的源头，并具体地分析出化学、重学、算学、光学等都来自于墨子，而且还从墨子的言论中找出他认为确凿的证据。而日后他在诗歌创作中对“诗境”的追求，是他“文化导师”心态的直接体现和结果。在黄遵宪眼中，“诗境”是集中国古典美学之大成的标志，在他一再强调诗歌的变革，新语句，新思想时，他也同样强调了“诗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首先，诗歌表现形式的美与黄遵宪强国强种的理想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像语言问题，直接关系到种族的文化水平。其次，黄遵宪沉醉于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形式的美，把它看作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因此，就算是诗歌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妨碍他对诗歌形式本身的独立审美诉求。再次，因为新语句、口语的运用，在诗歌审美价值方面带来了很多缺陷，这就更需要古典诗歌表现形式美的补充与修复。 以上简要分析了以“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为起点的黄遵宪诗学主张的发展脉络，而他1885年经历的一件事，可以被看成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的独幕话剧，具有象征意义。那一年，因为母亲去世，黄遵宪从美国回到家乡广东梅州。老乡们纷纷到访。黄遵宪滔滔不绝，从日本、哥伦布讲到太平洋，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首诗《春夜招乡人饮》(注：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页。)。我们看到，在叙述日本、哥伦布、太平洋的时候，黄遵宪运用了老乡们熟悉的意象，比如龙、天神等，这是老乡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另外，如杨贵妃的锦袜，虽然不常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出现，却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或者民间传说，经他一提起，老乡们潜意识里的这些意象就被唤醒；可是当他叙述到大轮船和西洋人的时候，他就找不到可以运用的意象了，只好用一些相对形象的动作或者行为来比喻，比如用摘月亮来形容高，用堆积如塔来形容食物的多。然而他的比喻越来越吃力，最终，他承认：“足迹未遍历，安敢遽排讦。大鹏恣扶摇，暂作六月息。尚拟汗漫游，一将耳目豁。再阅十年归，一一详论列。”黄遵宪以为是他的阅历限制了表达与接受的准确，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没有触及到真正原因：诗人日常生活的体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变化。诗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现代性，首先遇到表达的困境：俗语、新语句等现代表达方式与格律、押韵等古典诗歌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