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晚清，放到晚清“现代性”的独特的历史表征之中。晚清“现代性”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起源，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现代性”中受到压抑和遗忘的部分。在今天看来，认知晚清“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太过于不够“现代”而被人们忽略，另一方面却又是太过“现代”而难于被理解。这种暧昧难明的状态往往缺少足够的历史叙述的戏剧性而难于被记住，也由于缺少历史的界碑式的时刻和伟大的人物而难于给予我们认同的期待。于是，在我们为“五四”的宏伟的“现代性”叙事激发无限的激情和梦想的时候，当我们为五四的先驱者的恢宏的工作而兴奋和冲动时，晚清成为一段“冗余”的历史，一段无法抹去、却又难以确定的历史。它远远没有五四那么明确和彻底，于是也就缺少真正的吸引力。在五四面前，晚清的地位的某种次等性是相当明显的。在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构有关“现代性”的学科规划时，它被划定在“近代”，也就是趋近于“现代”的“现代”的“史前史”阶段，被归入古典文学，成为它的最后部分。八十年代以来对于“文学史”的“重写”虽然将“近代”和“现代”的打通视为一项志业，但其将晚清视为五四的某种“史前史”的观念并未改变。但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的晚清文化的研究又前所未有地突入了学术研究的前台，晚清好像突然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晚清的文化潜力究竟何在?晚清“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意义究竟何在?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有待我们进一步探求。 实际上，对于所谓晚清“现代性”，有两种不同的视点存在，也就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是中国五十年代以来的普遍看法，即晚清的“现代性”乃是五四现代性的先驱，它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乃是五四新文学的先导，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的前提。如一部重要的近代文学年表的序言就指出：“鸦片战争后八十年间，在我们祖国是一个狼烟四起，国事翻腾，仁人献身，志士奋笔的岁月。……稍一回想，那些气宇轩昂的人物形象和风骨凌厉的诗文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龚自珍马过镇江，有祭神名作‘九州生气恃风雷’。林则徐抗英遭贬，充军伊犁途中，引吭高歌‘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洪秀全是革命领袖，又是诗人作家。黄遵宪《望月作歌》，谭嗣同《狱中题壁》，还有秋瑾女士泣血的《绝命词》，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所有这些作家作品，把历史的生机，人间的正义，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尽收笔底。再加上梁启超、章太炎饱含激情的议论，李伯元、吴沃尧、刘铁云、曾孟朴等人的小说，或刻划鬼蜮、谴责魔道；或状祖国山川，述异域风物，都曾使同辈开阔眼界。至今读来，启迪人心。”(注：赵则诚：《序》，郑方泽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这些枚举式的概述从选择的作家和作品上看，显然凸显了晚清“现代性”与五四新文学相关的宏大叙事的功能和作用。这部书的前言更指出：“近代文学史是一部封建阶级旧文学即将寿终，资产阶级新文学应运而生的历史。它承上启下，直接酝酿了以‘五四’新文学为开端的现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注：郑方泽：《前言》，郑方泽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这些概括性的描写强调的是晚清“现代性”对于五四“现代性”的先导作用，认为它是五四现代性的开端和起点。晚清现代性在此其实就是五四“现代性”的启蒙/救亡工程的源头。这种观点在中国内部的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的地位。这一话语在八十年代经过了李泽厚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六代知识分子的论述再度得到了新的强化。李泽厚将晚清知识分子作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这就是，章太炎一代，这一代是封建末代知识分子，其中的少数先进者参加(或受影响，下同)了戊戌，领导了辛亥。”(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他将“近百年六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旅程”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他们起到了支配历史的责任(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李泽厚的这一看法，其实代表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对于晚清文化的主流看法。在这里晚清的文化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征，但毕竟被五四巨人的身影所遮盖。它仅仅是五四的先导，是尚未明确的“现代性”的因子，由此它仅仅具有一种发生学上的含义。这种将五四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向前推展到晚清的表述是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化历史建构的核心。 另外一种“晚清现代性”则完全不同。它被王德威称为“被压抑的现代性”。对于这一“现代性”的探讨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海外和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方向。王德威的名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就系统地标举了这种另类的“晚清现代性”。他指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更不客气地说，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我以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来说明彼时文人丰沛的创造力，已使他们在西潮涌至之前，大有所获。而这四个文类其实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的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她)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及风格，逐渐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他认为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在五四之后仍然存在于诸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以及如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之中，只是一直受到压抑。 王德威的讨论其实引发了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晚清现代性”与都市消费文化相联系的一面。这一面正好是正统的“五四现代性”一直加以排斥和压抑的方面。它并不强调“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而是注重现代消费中的欲望的满足。这种满足被晚清的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欲望的现代性”，以区别于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王德威的分析明显地对于晚清的消费性的欲望现代性表达了更多的肯定。欲望的现代性反而被视为对于当下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成为“中国现代性”的被压抑、亟待解放和浮出水面的重要的东西。这种新的对于晚清的“欲望的现代性”的发现，几乎贯穿在最新的种种研究之中。通过对于上海晚清史的再发现接上了目前有关上海民国文化想象的热潮，如李长莉就明确指出：“在上海开埠二三十年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发展，货币流通量增大，消闲娱乐业发达，物质生活和消费生活内容的丰富以及新兴商人的炫耀行为，金钱在人际关系中地位上升而形成的崇富心理，在这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追求享乐的消闲方式和崇奢逞富的消费方式，它首先由商人阶层兴起，而后向社会各个阶层广为蔓延，形成了弥漫于上海社会上下的享乐崇奢风气。人们的消闲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的新观念。”(注：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这些论述其实都凸显了对于晚清的“欲望的现代性”的肯定。这是中国现代一向被压抑的东西的突然的释放。这种释放其实和当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历史情境有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