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形容历史叙述的困难，总爱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那么，一部香港文学 史，从何说起?无须问，自是从头说起——这“头”，即“开头”，学术一点的说法是 “起点”或“起源”。只需觅得源头活水，便可顺流而下，无论如何千回百转，总能说 得头头是道，要言不繁。开个好头，乃是文学史编写的头等大事。 然则一部文学史的“头”，往往就已经头绪纷繁，令人挠头。首先，何谓一部文学史 的“开头”，便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所谓“发生”，常可析为“创生”与“化生”两 类。文学史的“开始”，简单化地，也可分为“非连续的”与“连续的”两类，而且通 常各自拥有一整套的术语和隐喻。无中生有，从无到有，断裂，决裂，革命，代沟，横 向移植，石破天惊，文起八代之衰，这是“创生”。移步换形，潜移默化，改良，演化 ，蜕变，四世同堂，纵向继承，源远流长，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化生” 。 当我们叙写“开始”，总要涉及时间、地点和“动作”，以及人物(所谓“始作俑者” )。你要问的是，何时开始，在哪里开始，如何开始，以及由谁开始?因此，无论“创生 ”“化生”还是“托生”“寄生”，都不能不藉助所谓“标志性”事件，来定出“起点 ”，标示“源头”。这“事件”，往往是某一部“大作品”或某一位“大作家”的出现 ，但也可能是某一个文学社团的成立，某一份文学杂志的创刊。很多时候，也常常以文 学之外的某一历史事件(1919、1949、1989)为标志。“事件”，从“作品”(审美，心 理，个体)外展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呈一光谱排列。由这“标志性”事件 的确立，大致已可推知，这部文学史的叙述框架、问题焦点，乃至“文学史观”与历史 哲学的呈现，等等。 先来看看成文或未成文的“香港文学史”，若干(不是全部)可能的“开头”。 开头之一：1874 王韬 王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编，设副刊“谐部”(“新闻及经济行情 ”为“庄部”)，是为香港文学史的起点。王韬自是“中国新闻业的创始人”(柯亨)， “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东阳)，“中国报界记者名闻世界的最早一位”(孙杨君)； 而他的诗词(《衡华馆诗录》)、“聊斋式”小说(《淞隐漫录》等)、散文(随笔、游记 、序跋)允为中国近代文学中之佼佼者(忻平)。 以此为香港文学史的起点，其与传统中国文学的贯通性当然得到凸显。被一般“新文 学史”坚定地排除在外的一大批作品与文类，如古典诗词，笔记小说，鸳鸯蝴蝶，乃至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势必纳入以此为起点的文学史叙述之中。但问题却没有如 此简单。刘以鬯特别强调王韬以一旅港吴人而在香港副刊上写“粤讴”，强调他帮理雅 各博士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亦将《马赛曲》译成中文，是“中国人最早译出的外国诗 ”。梁秉钧敏锐地指出了这个“源头”的“不纯粹”性： 王韬并不像传统的文人，他办报，是政论家，又写粤讴，还当翻译。这“中心”的人 物似乎向“边缘”的角度认同：他采取与传统文化不同的态度，他对民间文化感兴趣， 他向中国传播西学，又向西方推介中国古典。 以此为“起点”的香港文学史，其“边缘性”或“多元复杂性”已于焉呈现。但是， 正如句子中心平气和的连词(“又”“还”)所标示的，香港(文学)史中这许多的“元” 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此显得有点暧昧不明。王宏志的敏锐在于揭示王韬复杂性中的倾向性 。他指出：这个因为逃离中原寻求英人政治庇护的人，一方面对香港的法治有不少正面 的评价，另一方面对华洋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有委婉的批评，但是“要清楚他的香港故事 ，最重要的是要去细看他初抵香港时所写的私人信件”。细看之后，你发觉从气候、食 物、语言到“非我族类”的人民，王韬对香港可谓深恶痛绝。建立在传统“华夷观”之 上的“香港故事”，能否作为香港文学史的开头，不免令人疑惑。 开头之二：1927 鲁迅 你会问，对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疏离”(“在”而“不属于”)，不 正是“现代性叙事”的根源么?鲁迅建立在“启蒙主义”之上，“深恶痛绝”(“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的“中国故事”(《狂人日记》《阿Q正传》)，不正是构成了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起点”么?由是不难理解，把鲁迅1927年在香港的两次讲演定为香港文学史的 “开头”，无疑顺利建构了香港文学与另一个大中国传统的联系。香港文学被界定为中 国新文学的“分延一脉”。其中“硬”的史料根据，便是把1928年创刊的新文学杂志《 伴侣》，说成是鲁迅香港之行的直接产物。比较审慎的说法是，那两次演讲当年或无直 接影响，或影响不大，但长远来看却是影响深远。 这样一个起点对文学史编写者的最大诱惑，便是可以现成套用中国新文学史既定的叙 述模式：由经济基础论上层建筑，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正宗，辅现代主义为羽翼旁支，于 是从容地编排时代背景，讲述作家生平，揭示作品主题，欣赏艺术特色。当然也不是毫 无调整修正，譬如广泛地统战通俗文学，发掘地方色彩(“港味”)，甚至置入更大的“ 文学格局”(如“世界华文文学”)来指示“走向”等等。香港的学者常诧异于内地“生 产”文学史专著的“多快好省”，殊不知其往往得力于叙述模式的驾轻就熟。80年代以 来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似乎对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毫无影响，这才是最令人惊诧 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