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1-0092-07 一 《语丝》周刊，它的命名带有些游戏的色彩。主事者之一的周作人曾说：“刊物的名 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 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注：长年(周作人)：《<语丝>的回 忆》，收入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但正是这样的一个刊物，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一方使散文 成为亮丽风景的苑圃。《语丝》文备众体，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样式都有刊发，但 散文类的文字无疑占了其中的多数。《语丝》促成了散文的发展，而散文生成了《语丝 》的文学史价值。 如果说《新青年》于散文而言，主要在于它酿造孵化了生成散文现代性所需的某种精 神，具有某种精神性的意义，那么《语丝》就在整体上使这种散文成为一种可观的实在 ，使精神性物化为一种具体可感的形态，具有一种重要的实在性价值。《语丝》是促成 中国现代散文走向成熟的一个创作基地。它以规模化的散文创作的优势，充分显示着新 文学运动的实绩。《语丝》的存在，表示散文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进程的完成。 《语丝》集聚成一个规模相当壮大的作家群体——“语丝派”。在《语丝》第3期中缝 曾标示了撰稿的阵营：“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 女士、王品清、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 等长期撰稿。”就实际情形看，如鲁迅所说，所谓“语丝”社员并不十分固定，“中途 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注：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第1卷第 2期，1930年2月1日。)，由此可见与《语丝》有关的作家是相当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 ，由《语丝》时期的散文创作而使其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作家。1935年3月 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入选对象与《语丝》作家有关者就有周作 人、俞平伯、朱自清、钟敬文、鲁迅、林语堂等。发表于《语丝》的散文作品《鸟声》 (周作人)，《执政府大屠杀记》、《太湖游记》(钟敬文)，《论“他妈的”》、《再论 雷峰塔的倒掉》、《纪念刘和珍君》(鲁迅)等被作为代表作录入《现代十六家小品》中 。由赵家璧主编，于1935年8月初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内含两集散文，分别由周 作人和郁达夫选编。入选作家33人，收录作品202篇，其中半数作家与《语丝》有所关 联。 《语丝》的创刊是一件偶然之中蕴有必然之意的文学史事件。就其表象而言，带有某 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与孙伏园直接相关。对此孙伏园在《京副一周年》中曾有具体的 叙述。孙伏园任《晨报副刊》的编辑，鲁迅“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因为 鲁迅与孙伏园有着师生关系，所以鲁迅“似乎也颇受优待”，“稿子一去，刊登得快” (注：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但1924 年10月间，因为已经排成大样的鲁迅的《我的失恋》被抽掉，孙伏园“少年的火气，实 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便与代理总编辑刘勉已发生冲突，由此，孙伏园“便辞去《晨报 副刊》的编辑了”(注：孙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合订本第13册。)。《 我的失恋》如鲁迅所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 ’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注：鲁 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 但《语丝》的创刊又是必然的。《语丝》可以视作知识分子建构自己话语权力的一种 象征。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的价值生成方式有着诸多的差异。现代作家不再以一种藏之 名山，以俟来者的心态去写作，求取自给自足式的写作价值。媒体，报纸、期刊等，在 现代作家创作价值实现的诉求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言说，是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证 明，但这种言说并不是一种私语，其功能在传播的过程生成。这样，现代作家就特别需 要有一方适宜他们言说的论坛。五四是一个生风起潮的年代，但风潮渐息。这对于曾经 思想过的或向往着自由思想的文化人而言，是一个难耐的时段。鲁迅对此的体验是非常 深切的。他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 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 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良友图书 公司1935年版。)《新青年》等报刊曾是知识分子放飞精神的居所，但社会演进所产生 的引力使得它的同人朝着各自设定的方向行进，由此《新青年》也随之解体。孙伏园主 持的《晨报副刊》对失去话语园地的文化人具有一种补偿功能，但孙伏园的突然辞职， 使得这一种补偿被搁置。这一事件在鲁迅这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这不 仅因为事关自己，自有一种歉意，而且更在于丢失了话语载体而致一种落寞。这种看似 寻常的事件，却在当事人与相关人心中造成了深度的震荡。“这在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 ，是件大事”(注：孙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合订本第13册。)。由此可 见，话语阵地的构筑对于作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