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6-0019-07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后果与表征，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它以启蒙主义为核心，反对 传统束缚、宗教教义、愚昧迷信；主张人性解放、人格独立，张扬理想主义、乐观主义 和审美自主品格，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科技迅猛发展也带来风险和弊端，战争浩 劫、生态危机，特别是人的精神的戕害：疏离感，方向与意义的迷失，心灵的飘泊等。 因此，现代性又必然具有多元性和反思性的特点。在东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下 ，生活在20世纪黎明期的郭沫若拥有诗性敏感的心灵和诗哲思辨的头脑，他对现代性的 拥合与感应使他前期的浪漫诗学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过去一些研究对其现代 性探讨往往失之于简单和片面。如在精神内涵上只注重其理想化的激昂与个性扩张的一 面，而忽视其忧患意识和自我审察的另一面；在创作方法上仅阐述其浪漫主义激情倾吐 、直抒胸臆的一面，忽略其受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影响的另一面；诗学价值观上只强调 其社会功利价值和意义的一面，而忽略其通过生命本真情绪融合功利和审美的另一面； 理论批评上也大多只注意其强调主体性的一面，而忽略其注意批评客观检察的另一面。 鉴于这些看法不能充分揭示郭沫若前期浪漫诗学的现代性；同时很容易将其诗学归于近 代性的范畴，因此，就上述几个问题对郭沫若前期浪漫诗学的现代性特征进行探讨是十 分必要的。 一、浪漫诗学精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乐观意识与忧患意识，个性扩张与自我省察，讴歌文明与返回自然(包括远古和童年) 等诸种关系的起伏消长、互补交融，是郭沫若前期浪漫诗学在精神意蕴上的突出特点。 诚如茅盾所说，郭沫若是“五四”诗坛的“霹雳手”。在“五四”高潮期，与历史转 折关头破旧立新的巨大变革相对应，他那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以雄浑的、豪放的 、宏朗的调子掀起了紧张、激动、奋发的情感风暴，猛烈地冲决封建罗网，以“药石的 猛和鞭策的力”，冲破东方古典文学灰青、忧郁的“中和”美，也冲破了西方世纪末文 学的感伤、颓丧氛围，表现出东方20世纪黎明期特有的乐观情调和崇高精神，从而以新 世纪的呼唤者，时代精神的礼赞者的姿态出现，在他的创作中对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革 命现实进行了高度概括的、象征性的反映。即使在“五四”低潮期，郭沫若仍然在痛苦 中关心着现实人生、时代政治，闪耀着对未来的希望之光。 除了上述肯定人的个体价值，批判封建传统和现实黑暗，宏扬理想信念和乐观精神的 主导倾向之外，郭沫若的精神主体中还有另一条明显的线索，就是贯穿着的人的孤独感 和忧患感，表现出强烈的怀疑意识、忏悔意识和回归自然的愿望。 在郭沫若前期思想和创作中，曾经历过两次精神危机，也经历了两次思想的转折时期 。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当他赴日本留学初期，由于婚姻问题失意，因生理缺陷 而导致医学事业受挫，旅居异国受到民族歧视等原因造成了他在精神上“最彷徨不定而 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他企图在形而上学的哲理 玄想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因此，“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 ，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大量中外哲学著作的研读，使他“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 而上的庄严世界”。同时，也更促使他从哲学角度探讨人生问题。他说：“我时常问自 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 这样，社会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触发和人生最终意义的哲理探讨，便使他的忧患、怀疑意 识从世界观深处产生出来。从1916年到1918年，郭沫若在《寻死》、《夜哭》、《春寒 》等旧体诗，在《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新诗中，忧患意识不是一般的悲凉、 焦灼心情，而是表现为以生死反思为特征的一种强烈情感。郭沫若这种以生死反思为特 征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是出于个体存在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这种心灵觉醒还有具体 的社会内涵和现实生活的契机。正因为郭沫若在“五四”前有这样深沉的孤独感和忧患 感，所以他在“五四”高潮期写下的一系列诗篇，所追求的新生是死亡废墟中诞生的新 生，所呼唤的创造是彻底毁坏的创造，所向往的光明是黑暗中破晓的光明，所歌颂的欢 乐是极度痛苦之后的欢乐。举火自焚的凤凰，创造“新鲜太阳”的女神，投湖前的屈原 ，他们对封建传统和现实黑暗的破坏，对宇宙真理和人生奥秘的追求，以及梦醒后无路 可走的痛苦，都是感情浓烈的，理性态度鲜明的。这种情感的、理性的抉择，正是自我 意识的充分显露和外化。同时，在死亡和新生、破坏和创造、黑暗和光明、痛苦和欢乐 的辩证转化过程中，“自我”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又鲜明地贯穿其中。郭沫若在写作 《凤凰涅槃》前三天，写信给宗白华，忏悔自己，“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佩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1](P11)他还多次称自己为“罪恶的精髓”。“我常恨我莫有Augstine、卢梭、托尔斯泰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那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罪恶的负担，若不早泄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郭沫若这种自我坦露和剖析反思的特点，基于他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他在谈到歌德时说，“他是浮士德、神、超人；而同时又是靡非斯特、匪勒斯、恶魔、狗。所以威朗德说：‘歌德会被人误会，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掌握这样一种人的概念’”[2]。正是基于对“人”的哲理的、社会的复杂内涵的理解，否定旧我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才明显地体现在《女神》之中，凤凰集香木举火自焚，包含着对旧我的否定。“呵呵，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这表现了对人的精神阴暗面的清醒认识。还有那“自我”的化身——“天狗”，在突入宇宙，获得无穷能量的同时，又自噬其身，在毁掉皮、肉、血、心肝等旧形骸时，“自我”进一步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此外，“地之子”在地球——“母亲”面前的自责、忏悔；雷峰塔下，“我”对锄地老农的仰慕之情等，都属于这类感情。闻一多曾高度评价郭沫若《女神》中这种“不怕有罪恶”，“能忏悔、能革新”的自我解剖精神，说诗人正是从这里“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3]。田汉也称《女神》是诗人自我的“血”、“泪”、“自叙传”和“忏悔录”[1](P79)。由上所述，即使在“五四”高潮期，在郭沫若的思想和创作表现出对个体价值作充分肯定的时候，也融入了忧患、怀疑意识，贯穿着自审、忏悔精神，从而更鲜明地表现了人的意识觉醒后个体心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