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讲，周海婴先生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南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写在新世纪初，顾虑较少，不少地方显示出他敢说真话的勇气。比如，他对创造社、四 条汉子问题等的看法，就撇开了上一代的恩怨。关于“鲁迅之死”，关于鲁迅如何在八 道湾涉嫌羽太信子(鲁迅的大弟媳)的所谓“绯闻”，造成与周作人一家反目的事件等敏 感问题，海婴先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海婴先生提供的史料，对于学界研究 鲁迅的重大意义当是毋庸质疑的。 我所要质疑的是这本回忆录中披露的所谓“反右”中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次谈话：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 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 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 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 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 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 (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 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 ，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 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0—371页，南 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据海婴先生讲：2001年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同上，第371页) 诚然，在“极左”政治猖獗的那个年代发生了不少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件。至今 ，在不少人那里，一些冒出来的比较奇特的“孤证”和传闻只要暗合了其过去的猜想抑 或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判，就常常很少存疑。吴小龙先生在《平静的回忆和回忆的平静 ——读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文(《博览群书》2002年第7期)中感慨地说：“他( 引者注：指周海婴)在书里引述了自己父亲极有先见的话：‘我在这里，被抬得极高， 苦极。’——鲁迅在这种‘苦极’和别的‘苦极’中及时地离开了世界，至少躲过了又 一层‘苦极’：那是把他抬得极高的另一位伟人在1957年对他可能的命运做出的严峻回 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还担心，有人会据此对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思考，得出结论说：曾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鲁迅先 生，在毛泽东时代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依然要难逃大劫，遭受牢狱之灾(除非他“识 大体”，保持缄默)，那么，那些在毛泽东眼里地位要低得多甚至不屑一顾的知识分子 在这场运动中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不是不可能的。听说，已经有人借此写文慨 叹：“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 残年。” 其实，海婴先生“披露”的“史实”是值得商榷的。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大概知道，在毛泽东看来，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从经济上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后，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知识界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 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阵地，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1957年3月下旬，毛泽东抵达上海，当时尚看不出他要大动干戈，搞一场声势浩 大的“反右”运动的架势，而只有整风的准备。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并不害怕，他们真正 产生恐慌是两个月以后的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这个指示是5月1日见报的。此后中央为了整风，到5月10前，先后开过七次会议， 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党整风，每次开会的翌日，《人民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 。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 1版)指出：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公布之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都开始整风。 一些人以这些民主人士的发言为范本，一些人得到这些发言的启发，在自己所在单位的 整风会上慷慨陈辞……就在这七次座谈会上，一些最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出场，一些后 来遭到集中批判的右派言论，例如说党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绩是 不是主要的，等等，也已经或显或隐的提出来了。所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那些知识 分子是不可能感到要“反右”的。 但人们也不应该把从要求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到“反 右”的这一转变单纯看成是毛泽东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据朱正先生考证，在 1957年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 鸣的论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 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毛泽东 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第1版，第409页)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结“百家争鸣” 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时被鼓 动起来热烈“争鸣”的知识分子们终于开始明白整风的深层意蕴之所在。1957年6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强调“请你 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 做了著名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因为这时是“反右”高潮，毛泽东的这次讲 话措辞强烈，咄咄逼人，火药味十足。毛泽东在四个月前到上海的一段时间里，多次谈 到过鲁迅，而七月到上海那一段时间里的讲话，主要是“反右”，没有提到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