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1-0102-0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学科从发展壮大到现有的规模、成就以及影响，其繁荣的景象 是其他学科所不多见的，这与一大批前辈学者、中青年学人以及更为广泛的研究人员的 不懈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学科的勇于探索、勇于进取、大胆开拓、迅速吸取其他学科的 成果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开放性等品性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必须承认，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在取得丰硕的成果和长足进步的时候，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弊端，本文试 图从研究视角、时间划界、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等方面对其进行一些反思。 1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如何研 究这复杂的现象，我认为，不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理论视角上，都应该是多方面的。 黄曼君先生在《回归中的超越——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反思与辨析》一文中总结说， 70年代来对五四新文化的基本观念主要有四种：“一是主要从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角 度去评价‘五四’”；“二是侧重于从文化思想、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评价‘五四’”； “第三种‘五四’观是力图超越政治、超越思想启蒙，走出泛政治意识形态”；“第四 种‘五四’观是指的现代新儒家对‘五四’的总体看法”[1]。这是四种“观念”，其 实也是四种理论或“视角”，第一种是政治的视角，第二种是文化的视角，第三种是西 方现代主义理论的视角。与第一、第二种视角不同，第三种视角明显是新潮方式，特别 是90年代之后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影响，这种倾向更为 明显。第四种是中国传统视角。与第三种视角相反，它是保守的。其实，还可以从其他 视角来审视和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接受学和阐释学理论来看，这是合理的，每一种 理论或视角都有它充分的依据。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阐释、解说成后现代主义，或者说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这是荒谬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从后现代 主义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可行的。同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 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但这不影响从传统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它，这实际上是从另一方位 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是人和人的社会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内涵。从政治、人学、文化学等“外在规律 ”上研究它，毫无疑问是深刻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有其内在的独特结 构和发生发展规律，客观公正地、历史性地描述和解剖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本 位性的。同时，运用某种理论成果，从一种新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及文学史，也是非常必 要的，同样可以非常深刻。事实上，从心理学、哲学、美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 等视角研究文学和文学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这里，理论既是一种深度，同 时也是一种思维的工具，借助于这种工具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 在诸多方法、视角和理论之中，我认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是一个新的角度，目前，从 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现代文学是 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为 什么晚清白话文运动没有导致新文学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却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内在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是什么关系?现代汉语在深层上如何制约和规定着现代文 学的品格?不论是语言学界还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未有人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追问。 从语言学即从深层的语言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笔者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课题和研究 。这与现代学术学科过于分隔有关，更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现状有关。中西方传统 语言观都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即语言工具观，这种语言观实际上把 语言置于附属和次要的位置，所以就不可能从深层的语言学角度来追溯思想和精神问题 。过去也有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的，但这和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有本质的区 别。前者实际上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形式进行研究，研究其语体风格、修辞手法以及写 作技巧，这样就把现代文学语言问题让位给了写作学和语文学。语言既然是工具，那么 它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因而即使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的，也似乎无话 可说，因为问题有限。但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整个 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语言的思想本体 性，认为语言即思想思维，语言即世界观，语言是存在之家，不是人说而是“语言说” ，话语即权力，语言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联系等。从这样一种语言观来重新审视五四 白话文理论、白话文学运动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 全新的阐释。但现代语言学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却缺乏起码的运用和借鉴。只有 少量的著作和文章对此有所涉猎，且明显缺乏语言哲学的深刻性。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五四新文学运动本 身也是一次语言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深层上也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正是语言变革 导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根本上是由汉 语的转型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正是现代汉语的发生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 ，从语言方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是本体研究，也是历史研究。其二，从一种新的语 言哲学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则是从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运动。 五四时期，不论是中国语言学还是西方语言学都还不发达，胡适、陈独秀等人意识到了 语言的力量，但对于语言何以有如此的力量，他们并没有清醒的理论认识。语言变革最 终导致了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但为什么能够成功，胡适、陈独秀等人当时并没 有认识清楚也不可能认识清楚，这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没有研究语言学理论和当时的语言 学理论在总体上的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而今天的状况则不同，20世纪语言学研究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语言哲学的成果使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问题以及提问的方式 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语言哲学对社会科学所造成的震动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 学和文学史研究也是这样，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刻的追问。所以，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不仅仅只是一种历史问题，同时还是方法问 题、哲学问题、理论视角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学研究是一种新的 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研究模式、新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