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2)04-0037-05 1994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孙玉石先生作了《十五年来新诗 研究的回顾与瞻望》[1]的报告,对从1978年到1993年的新诗研究状况作了全面的总结 ,这是迄今为止新诗研究学科领域一次最深入也最具权威性的学术评价。本文试图延续 这个报告,并参考李怡《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2]的发言,在此基础上 对1994年以来的新诗流派的研究现状作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评价。 一、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 近年来现代主义诗歌的专题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2.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建教育出 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 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4.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年12月第1版);5.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 第1版,43万字)。 王著的优点在于其精彩的诗人论和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关系的论述。 如论现代诗歌的形式特征为:意象意境化和感物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李怡关于新诗“物 态化”的论述有相近的结论。后来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诗歌意象艺术》[3]一 文中,王泽龙对此还作了更具体的研究,可见有自己较为深入的思考。 游友基的著作是目前唯一的“九叶派”研究专著,下篇9篇诗人专论显示了论者扎实耐 心的研究作风,“九叶”诗人的风貌得到了完整的描绘。上篇“九叶诗派整体观”从诗 学和流派特征两方面作了理论概括。其中第一章关于“九叶诗派”外围诗人的描述和第 四章中关于“深度模式”的概括,都显示出论者独特的眼光和深刻见地,是这一诗派研 究值得重视的成果。 张同道的著作第一章集中了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思考,中西诗歌之间的比较与联系是 这种思考的一贯视角和思路,有其理论的穿透力和独创性。张同道的著作跨度大,一直 延伸到台湾和后朦胧诗,是对所谓“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全面的考察,著作近四分之三 的篇幅是诗人论,以文笔流畅优美、体悟到位为特征,分析中注重从意象出发。即使在 许多细部也时有新颖的发现,但有些细部论述也不尽严密。如书中多次提及的中国现代 主义诗歌的“子宫情结”,应该是作者把握现代诗的一种重要角度,却缺乏起码的阐述 ,好像是一个自明的概念。 相对于张同道的论述,王毅的论述显得简洁,有举重若轻之感。专著的优缺点都来自 于此。论著对资料的发掘甚至是资料的利用方面稍嫌薄弱。不过反过来说,论著对相当 复杂的现代主义诗歌作了相当大的简略化处理,在有些方面就能深入下去。如在论述19 40年代时从生死观、现实习俗中的常人与理想中真正存在的个体、选择与承担三方面, 论述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观相同或类似的品质。最后得出结论:“总之, 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因素,我们认为存在主义(或几近于此的)哲学色彩是此时中国现代 主义诗歌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最显著标志。”如此鲜明地标示存在主义与1940年代现代主 义新诗的关系,学界尚不多见。此书精彩部分是对废名、卞之琳、冯至、穆旦四个诗人 的新的解读。另外,在所有的现代主义诗歌论专著里,王毅是唯一一个集中论述了其产 生原因的。导论部分极具理论深度地论述了儒学价值体系的崩溃对现代主义的影响,这 种观点偏颇之处应该是存在的,而且作者自己的这一观点在后面的具体论述中也没有再 得到体现。也许在这一问题上朱寿桐的观点更符合实际一些,他是从“进化观念整合中 的‘现代’文化土壤”和“现实批判要求下的社会土壤”[7]两方面来论述现代主义的 产生的。但王毅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产生原因问题并做了较深的理论思 考,这不失为此书的一个价值。 正是在一种比照性阅读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的 价值。全书分别用三章、四章、五章的篇幅按历史发展的脉络论述了初期象征派诗、19 30年代现代派诗潮和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每部分都有相当的篇幅勾勒出各期现代主 义诗歌发展的轨迹和线索。史的全貌得到了清晰的呈现,而这些部分也不是单纯的史料 梳理,一样渗透了对历史现象清醒的考察。例如从“人的关系”、“理论认同”、“对 于象征主义的深层接受”三个层面来观照“中国新诗”派的聚集,得出结论:“‘中国 新诗’派是在诗的现实与艺术关系上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相近的美学原则下逐渐形成而又 没有一定组织形式的一个新的现代主义的诗歌流派。”没有纠缠于诗派名称的辨析等, 显得大度而又令人信服。从本书这方面内容的写作来看,即使单从史料的整理、发掘、 利用这一角度着手,孙先生都可以写出一本极有价值的现代主义诗歌史来。但此书并不 着眼于此,而是从坚实的史的基础出发,达到对现代主义诗潮的本质认识和全新阐释。 这种“史论”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