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一段具有特殊诗学风貌的诗歌实践的概括，“90年代诗歌”虽然引起过类似当 年“朦胧诗”出世时的激烈争论，但因为这一概念对199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诗学 观念、艺术意识和写作实践诸方面的概括具有理论上的自足性与阐释性，因而它远比“ 朦胧诗”这一概念来得清晰有效。而在“90年代诗歌”这一命名赖以确立的几个核心概 念(“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反讽”和“互文性”等)当中，我认为，“叙 事性”是最需要加以辨析和厘定的一个。因为它最容易引起误读或过度阐释(即使在“9 0年代诗歌”概念的提出者内部，也是如此)。比如如何看待叙事性和叙事手法的关系? 诗歌的叙事性在90年代的彰显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真有什么全新的诗学意义?它与传统 的叙事诗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对此，都有必要做出据实而清晰的梳理与解答。可以这 样说，对于1990年代诗歌叙事性问题的考察与探讨，将极大地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1990 年代乃至1980年代诗歌实践的理解与判断。 诗歌实践中的叙事性追求：对1980年代诗风的反思与纠偏 对发端于“朦胧诗”、造势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当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而言，1980年 代是一个众声喧哗、充满青春期躁动、文化反叛与崇拜“先锋、实验、探索”等新、奇 、怪、险的诗歌风尚的时代，新一代诗人“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 我们拿来生活”(李亚伟语)，“沉浸于写作的个性无限制地进入表达的喜悦中”(臧棣 语)。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诗风，1980年代所体现的正是休姆所批评的基于卢梭自然人性 观念的浪漫主义：“一切浪漫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人，个人是可能性的无限的储藏所 ”，“整个浪漫主义的态度好像是环绕着各种与飞翔有关的隐喻在韵文中具体化了”， 好像不停地向着无限的不存在的东西飞旋(注：T.E.休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载于《“新批评”文集》(赵毅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从这种意 义上讲，80年代的诗歌正是浪漫主义的，而渴望永恒飞翔的“诗歌烈士”海子，最典型 地体现了这种浪漫主义“态度”的极致。 如果说表现为“无限”的诗歌实验冲动和群体文化行为是1980年代整体性的诗歌特征 的话，那么，对此诗风的反思与偏离却恰恰在这种鼓励“探索”、“实验”的诗歌风气 下几乎同时地开始了。这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1980年代的中期，张曙光写下了《 1965年》、《给女儿》、《责任》等诗。在这些诗中，当时正张扬的浪漫情怀与青春激 情被一种对于生活经验的追忆和在追忆中感悟生活的平实叙述所冷却，散漫的独白和非 “陌生化”的陈述句更与当时夸张紧凑的句子和讲究险怪、新奇意象的形式主义诗风以 及起因于“宏大叙事”的“文化诗”迥然有别，而在所有的写实因素后面，读者不期然 受到感动的，却是基于人性不变的“古典主义”的有限意识，一种强调智性、经验的现 代诗歌观。据喜爱翻译当代外国诗的张曙光本人介绍，他之所以能拒绝当时流行的诗风 ，正是与80年代初就开始接触现代派诗歌有直接关系，他要尽量清除浪漫主义诗风对自 己的影响，把诗写得具体、硬朗，更具有现代感。“但当时我的兴趣并不在于叙事性本 身，而是出于反抒情或反浪漫的考虑，力求表现诗的肌理和质感，最大限度地包容日常 生活经验。不过我确实想到在一定程度上用陈述话语来代替抒情，用细节来代替意象” (注：张曙光：《关于诗的谈话》，载于《语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11月版。)。很显然，张曙光在这里是明确地将叙事性与诗歌的现代品质联系在一起 的。陈述语句与日常生活细节的使用是新的现代主义诗学观念的技艺性落实。 比照并反省1980年代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实践，张曙光“反抒情或反浪漫”的叙事性追 求在当时是湮没无闻的，但在1990年代却得到了突显与呼应。这恰恰印证了程光炜所说 的两个时代两种知识“型构”的不同。也只有到了1990年代，才有更多的诗人开始像张 曙光那样有意识地与80年代诗风告别，“在摆脱的同时，引入了叙事或陈述的性质”( 注：王家新：《当代诗学的一个回顾》，载于《诗神》1996年9月。)。这种叙事性具体 表现为：用现实景观和大量细节清洗80年代诗歌中的乌托邦情结，用客观的视角修正80 年代普遍存在的高度主观化的语调，以陈述性的风格矫正崇尚意象的美学习气，反思流 行的回应历史的经验模式，拓展并增进诗歌的现场感，从类型上改造诗歌的想象力，使 之能适应复杂的现代经验……等等(注：臧棣：《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细读西渡的<一 个钟表匠的记忆>》(未刊)。)。 “90年代诗歌”写作中对80年代诗风的反思与纠偏，显著地发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之交。欧阳江河写于1993年初的《89后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 》，从理论上宣告了一个与1980年代迥然不同的新的诗歌时代的开始，表达了一代诗人 对于诗歌写作、人生命运和历史文化语境等诸多重大问题的新的认知。而肖开愚、孙文 波在四川创办的《反对》(1990.1——1992.7)与《九十年代》(1989.12——1993.3)， 陈东东在上海创办的《倾向》《南方诗志》(1988——1993.秋)，以及北京诗人编辑、1 994年在全国公开发行的《中国诗选》，则集中反映了汉语现代诗歌在1990年代初的显 著变化。在这几本集中展示当时诗歌写作最新面貌及理论批评的诗歌书刊上，当代诗人 对叙事性的全新理解与追求第一次浮出历史的地表：张曙光的《1965年》、《给女儿》 、《岁月的遗照》，肖开愚的《原则》、《台阶上》，孙文波的《散步》、《地图上的 旅行》、《在无名小镇上》，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日记》、《临海孤独的 房子》，翟永明的《土拨鼠》、《玩偶》，柏桦的《生活颂》、《衰老经》，马永波的 《对一个夏天的回忆》，欧阳江河的《1991年夏天，谈话记录》，等等，几乎均为第一 次发表。除此之外，对于叙事性的追求与实践在陈东东、钟鸣、臧棣、西川、桑克、西 渡等人的诗歌中同样得到强调与张扬，成为1990年代诗歌相当突显的诗学特征。 诗学视野中的叙事性：从策略到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