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2)04-0008-08 我国现代新诗是在没有多少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应“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风云际会而 诞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刘半农、俞平伯 等人在创建新诗的同时，就开始了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现代新诗理论批评走过 了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经历了长期的理论求索以及不断的理论断裂、变异，同时也有 多次的理论总结与升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诗学遗产，为我们今天从事新诗的创作、 理论批评和建构诗学大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从30多年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 它诞生的那一天起，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 诗学的矛盾，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解决前一对矛盾的关键在于实 现西方现代诗学的本土化，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化，亦即必须在实现外来诗学民族化， 民族诗学现代化的双向转化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解决后一对矛盾的关键在 于实现抒唱社会现实、关注时代和追求完美的诗艺的统一。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 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矛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 的。 如果说，新诗是在外国诗歌，主要是欧美的现代诗歌影响下诞生的，那么，中国现代 新诗理论批评也是在欧美现代诗学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917年1月，胡适《文学 改良刍议》所张扬的“八不主义”就是他在受到现代主义诗学之一的美国意象派诗学的 影响下提出来的。胡适当年有言：“此派(意象派)主张与我们主张多有相似之处。”[1 ]在此后30多年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及新诗美学的主要是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及其诗学 。 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诗 学体系，二者有着自足的本体论和技巧论诸范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新诗 理论批评家大多着眼于象征主义诗歌的技巧层面，借鉴其象征、暗示及表现潜意识等艺 术技巧。对象征主义诗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超验本质，虽然中国的诗论家20年代初期已经 有所接触与涉及，但认识还不十分清晰与深刻。到了三四十年代，对其超验本质的认识 才逐步深化。例如早在1920年，谢六逸发表《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2]一文，就 指出法国象征派诗人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人目所见的世界与人目所未见的世界”，“ 表象者，即两方的媒介”。谢六逸的这一认识，接近象征主义的本来面目。田汉也撰文 指出：象征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 。[3]揭示了象征主义的超验本质。 但是，更多的新诗理论批评家着眼于从技巧论的层面诠释西方象征主义的象征的含义 。 20年代中期，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兴”即是“象征”，因此 “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它“是外国的新潮 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周作人的这一看法，虽然既没有能从本体论层面上揭示 西方象征主义的超验特征，也没有能从技巧论层面上揭示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象征是整 体象征，中国传统的“兴”只是局部的象征的区别，因此不十分科学，但他的这一观点 ，打破了“五四”时期将借鉴西方诗歌而创作的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对立起来的僵化观 点，开启了现代新诗融汇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先河。 20年代中期，诗人们就开始思考新诗如何从中国古典诗歌、古典诗学中吸取养分的问 题。李金发当时就认为“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题材”，不满于新 文学运动后无人过问古典诗歌、“一意向外采辑”的现状，因此“每欲把两家所有，试 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4]但是，由于李金发的古典诗歌修养不足，因而他的想法 无法变为现实。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所接受的是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而20 年代前后，西方意象派、象征派正关注我国诗歌，向我国古典诗歌学习意象技巧。30年 代中国现代派诗人注意到了西方意象派、象征派的这一诗学动态。施蛰存就认为：西方 意象派“最受我国与日本诗的影响(本来现代英美新诗有许多人都是受东方诗的影响)， 短诗之精妙者颇有唐人绝句和日本俳句的风味。”[5]中国诗的出口外销，促进了现代 派诗人注意自己的诗作与传统诗歌的联系。卞之琳30年代的诗歌创作在传统诗歌的注重 “意境”与西方现代诗的“戏剧性处境”之间寻找到了某种契合点，致力于“化古”与 “化欧”的统一。[6]冯文炳由西方现代诗追求象征、暗示的审美意蕴，回望我国传统 诗歌，重新审视晚唐温庭筠、李商隐难懂的一派的诗歌，揭示温庭筠的词是“整个的想 象”，展现出“视觉的盛宴”，李商隐的词所用典故是“感觉的联串”，挖掘了汇中西 诗艺的契合点。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创作将西方象征派注重运用象征、暗示手法， 着意将象征意象的营造与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等诗词家幽微精妙的艺术特色统一起来， 从而达到两者的融合。惟其如此，才使30年代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的诗具有“象征派 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