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2)04-0056-06 癫狂的征服与被征服 中国现代女性书写，在鲁迅那里获得了某种隐约的精神启蒙。《狂人日记》是个象征 ，象征“癫狂”——这种人类精神的极端状态在中国文学中有了自己的表达。在鲁迅的 小说中，狂人是作为人性解放的先驱、精神自由的战士、反抗礼教压抑的猛士而出现的 。他以他癫狂的外表，给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带来了冲破礼教罗网、获得解放的预言。二 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展开的，首先映入我们的眼帘的是丁玲的《莎菲 女士日记》，这个因患病而陷于严重忧郁的年轻女性，对忠心爱她，对她唯唯诺诺，长 相委琐的苇没有兴趣，而对玩弄女性的高手，长相俊美的凌吉士却含有性幻想，渴望征 服凌吉士，得到凌吉士。但是当凌吉士真的被她征服、吻了她时，她又厌恶地推开了他 。这是一篇在五四时期引起巨大轰动的小说，其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赤裸而细腻地表现 了女性的性意识——一个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无视陈规陋俗的癫狂人物。 但是解放并不能一蹴而就，在莎菲女士的癫狂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礼教的影子，这 个影子追随着即使是处于忧郁症状态而陷入癫狂中的莎菲，她渴望得到凌吉士肉体的爱 ，但是当凌吉士要给她这种爱的时候她退却了，这种退却是礼教给她的，是一种理智的 胆怯，她并不能真正地走到爱的癫狂状态中去。 中国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爱情的描写是破天荒的，他们对浪漫炽情的热衷也是破 天荒的，其中情感中心的意味不言而谕。胡怀琛《第一次的恋爱》和吴江冷的《半小时 的痴》均以调侃的口吻讲述理性主义者突然间一见钟情地陷入对女子的痴迷之中“情感 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嘲讽了理性主义的虚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的说法在“五四”男性 作家笔下尚可成立，而在女性作家那里则多少要打一些折扣。她们首先追求的是女性社 会身份的解放，因而在走向自由的征途上，“五四”女性尚不能接受真正的“情”而“ 性”。 但是这种情形在80年代以后的女性写作中得到了逐步的改观。首先是王安忆的“三恋 ”。在王安忆的“三恋”中，我们看到女性主人公性意识已经不是那种羞羞答答、欲言 还羞的了，她们选择了肉体的快感，因为对肉体的快感的渴望而真正地陷入癫狂之中。 进入90年代则出现了陈染、王静依、林白、海南等新生代女性作家，如陈染的《私人生 活》、《与往事干杯》以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在北方某出版社的另一个版本中 ，它被取名为《汁液》)。在《与往事干杯》中，濛濛在性上的缭乱局面就是一个象征。她先是接受了老巴父亲的性爱，进而又神使鬼差地和他的儿子老巴发生了恋情——这是一个在性上失去自控而陷于癫狂的主人公。在这一代女性叙事中，性意识成了隐伏在女性主人公身后的中心，小说试图展现因为性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女性，性是她们游戏诸神的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在她们的笔下，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成了争取解放的工具。但是她们笔下的性就是人类应当的性吗?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对不会用它的体制性力量来压抑人的正常的性，同时一个正常的性意识中，也不会将性的放纵理解成反抗压抑的手段，性就是性本身——它不是女性自我解放的手段，也不是社会压抑女性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将目光拉到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70年代生作家身上来，他 们是魏微、周洁茹、棉棉、卫慧等，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的癫狂状态已经不再是反抗压 抑的手段，而仅仅是自我放纵、自我接受的产物。90年代的癫狂症候在她们这里获得了 文学的表达：嬉皮士(责任重构)、麻药文化(身份重构)、俱乐部制(亚文化重构)、另类 方式(少数者重构)、摇滚、感性本位……这些既是癫狂的内容，又是癫狂的产物，进而 成了70年代生女作家写作中的核心景观，她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存在的空间，找到了适合 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症候的温床(或者说我们构筑了这样一种文化空间)：昏暗的、颓废的 、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恃的空间，在这里人们释放感性(肢体在摇滚节奏中疯狂地 独自起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糜醉了睡着了)。 癫狂成了70年代生中国女性写作最好的舞台。 现在，癫狂已经失去了它反抗的意义，而只是放纵、恣意的结果。这一点上新生代作 家王静怡的写作可以和她们比较。王静怡在小说《反动》中所展示的是“虽然已经开始 腐朽，却如此强大自信的生活。”因而可以说，王静怡小说的核心景象依然是理性的， 在王静怡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她的成长过程里，欲望被视成罪恶，压到最低点 ，她一心只偏激地注重柏拉图式情感的精神，即使在两个个体杰出的那个层面上，她神 经质的脑袋里充满的也只有思想，另外，顶多还有一点让她羞于承认的浪漫情调。”从 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主人公在恋爱的过程中紧紧地提防着自己和对方的身体，她拒斥那 种“只要稍不约束，便可随处遭遇的激情”，因而她愿意将恋爱限制在电话里“以控制 爱情的盲目性”，防止自己因爱而癫狂。而这一切在70年代生女作家的身上就极为不同 。 70年代生女性写作对王静怡、林白、陈染们构成了挑战。癫狂已经是癫狂本身，而不 需要任何其他理由。棉棉小说《九个目标的欲望》，给人以流动、飞翔、迷乱、慵懒而 又颤栗的感觉，这是一种由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武装起来的癫狂美学。 当然压力并没有解除，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在以“性”为武器的癫狂面前土崩瓦解。 中国女性写作依然在旧道德的攻击之中。瓦解旧道德不是感官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只 有道德可以和道德为敌：这里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否在她们的书写中建立了另 一种新的道德，以便和旧道德抗衡。 纵观上述过程，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癫狂史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以丁 玲《莎菲女士日记》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社会解放而佯装癫狂的阶段，佯癫实醒的莎菲女 士形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症患者哈姆雷特的东移，它是“五四”启蒙文学大潮风起 云涌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以陈染《与往事干杯》、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为代表的 为了女性的身体解放而佯狂实癫阶段，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延续和发展，它以性为突破口，将缭乱的性当成了女性实现身体解放的秘密武器； 以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卫慧《像卫慧一样疯狂》为代表的为了癫狂而癫狂的阶段 ，它是女性癫狂写作的极端化，癫狂已经不再是追求“人性”解放的工具，而是目的本 身，是为了追求极限体验、高峰快感。在此，中国女性癫狂写作由追求解放的产物变成 了追求放纵的产物，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