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01)04-17-05 一、沙田帮、沙田派、沙田文学 1.地理沙田与文学沙田 《辞海》“沙田”条：“江海沿岸或河湖中由泥沙淤积的新涨滩地经开垦而成的农田。”[1]而江河汇集的支流愈多，水流越大的地方，形成沙田以致良田的可能就越大。 香港新界的“沙田”也不例外。 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沙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来自台湾、美国、加拿大和本土的教授、学者、博士汇聚而成，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承传者。那时，中国大陆正是文革末期，五四新文学传统基本上被遗忘了。香港虽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才出现新文学作品，但来港的那些学者作家，无不是博览古今、身历中外，又心仪五四文学精神并立志超越其上的文学狂热者。他们免受大陆50至70年代左倾思潮的左右，在人格与文格上保持着可贵的独立性。加上香港那时与大陆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学等关系，文学的自由创造成为可能。 百川归海，海不谓不大。万沙淤田，田不可不富。香港中文大学因位于新界沙田境内，从1974年夏末秋初开始，一个在特殊文化背景中偶然结成的文友团体形成了，一个在20余年后被人称为“沙田派”的文学流派也悄悄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地方特色，且由学者、教授组成的文学社团——京派(周作人、朱光潜、废名、萧乾、沈从文等)，也是这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文学京田。 无论京田还是沙田，都是文学的良田。 2.沙田帮 从汉语词典得知，“帮”是比“派”在范围和性质上更紧凑、更密集的团体。梁锡华说，1981年之前，“已经开始有所谓‘沙田帮’的称呼，语带谐谑和自嘲，但也不妨说微蕴自矜意味。”帮中五员骁将，按年龄排序，依次为思果、余光中、梁锡华、黄国彬和黄维梁。“这五个人从1978年开始，聚首乃多。但他们相处融洽另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文学及文学创作兴趣浓厚，且共通于若干基本观点，而彼此未必完全一致的地方，又同具容人的雅量。”而思果1981年离开中大后，“余光中在沙田帮的基础上锦口铸新词，再借北地吹来的灵感创造了‘四人帮’这不雅的雅号”，而外界也始有人戏称“沙田四人帮”。[2]可以这么说，从“沙田帮”、“四人帮”到“沙田四人帮”，是这个学者群体的内部，首先从行为到话语定下了一个特殊文学帮派的雏型。 “沙田帮”作为一个文学小集团，无论从朋友的关系、文学的趣味、作品的成就、相互的影响以及历史的记录各方面看，应该是(按先后到达中大的年份排)余光中、黄国彬(1974年就职中大)；梁锡华、黄维梁(1976年就职中大)；蔡思果(1977年就职中大)五个学者作家。他们在交游、唱和、评论、纪念或送别方面留下很多文字，如余光中《送思果》、《沙田七友记》、[3]《文学的沙田·编者序》；[4]梁锡华《且慰飘零共登山》、《二人行——登马鞍山记事并怀国彬》、《我为山狂——记C.P.》；[5]黄国彬《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不设防的城市——散文家兼翻译家思果》、《沙田的传奇——作家兼学者梁锡华》、[6]《和<多伦多的心情>——遥寄余光中先生、夫人(四首)》、[7]《与梁锡华登马鞍山》、[8]《送别梁锡华》；[9]黄维梁《和诗人在一起——记余光中的一天》、《一水相看又九年——送别梁锡华》等。[10]黄维梁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香港文学和沙田文学的评论家，《香港文学初探》与《香港文学再探》[11]二书中，以前后沙田作家为论述对象的有14篇左右。黄氏还是余(光中)学的开拓者，先后编著《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璀璨的五彩笔——余光中作品评论集(1979-1993)》，[12]并与江弱水共同编选了余氏在大陆的权威选集《余光中选集》[13]五大卷。(余氏乃沙田帮的主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作家之一，受到帮内帮外人的更多关注合情合理。)黄国彬《和<渡湖>》[14](《渡湖》为余光中作品)的前几行为我们描绘了当年的盛况： 沙田诸人，演讲完毕， 或者从文学的评审会出来， 总喜欢坐天星小轮 从港岛渡海，一起到九龙 喝下午茶，吃晚饭。 秋天的黄昏，阳光温醇如蜜， 维多利亚港的风都染着琥珀的颜色 沙田文友相互吸收文学信息与创作灵感，这个帮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直到现在…… 3.沙田派 针对黄维梁、喻大翔、古远清等人将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帮文友称为“余派”、“沙田文学”、“沙田派”等，[15]刘登翰提出不同看法。他说：“2000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有一场名为“余光中暨沙田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黄维梁、喻大翔、古远清等人在提交的论文和以后的相关评论中，将以余光中为核心的‘沙田诸友’的文学，称为‘余派’、‘沙田文学’或‘沙田派’，甚至断言‘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一个独立的大学文学流派’，显得过分牵强和夸大其词。首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及当代某些大学的作家群及文学成就，都不在‘沙田’之下；其次，余光中及沙田文友，聚散均有某种偶然性，作为群体看待可以，作为流派，在多大程度上有不同于当时文学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还值得探讨；第三，将以香港中文大学一群文友为主体的沙田文学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独辟蹊径’的文学研究，突破一般的‘地域文化’观念，则更令人生疑。”[16] 以上三个问题都需要论析才可明白。 首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当代某些大学的确有作家群，但不会“都不在‘沙田’之下”。五四时期(按五四运动史权威研究者之一周策纵的定义，“有理由把‘五四’时期限定在1917到1921年这段时期内”；[17]《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也认为：“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发生分化。”[18]若依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的观点，“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出现的”，将五四时期的终结提前了1年[19])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吴虞等教授、学者，用白话思想、教学与创作，开一代文风，功垂久远。但从1918年到1921年所历毕竟太短，且创作成就高的不过周氏兄弟二人(鲁迅从1920年8月才与北大有关)，与沙田文学10余年累积相比，成就要高多少，在哪些方面高过，还需深入研究，才好下结论。但抒情诗、抒情散文与长篇小说三种文体，沙田派胜于五四北大作家群，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云南生存了8年，她集合了清华、北大与南开等一大批学术精英，其中像沈从文、冯至、朱自清、闻一多、王了一、李广田、陈铨、吴晗、叶公超、吴宓、钱钟书等，还是相当优秀的作家(若加上“九叶派”萌芽阶段的学生如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那就更多了)。尽管钱钟书在那儿呆了不到一年；叶公超、吴宓也基本不创作，但诗歌、散文(含杂文)、小说、评论等取得了丰硕的收获。仅散文一体像沈从文的《昆明冬景》、《湘西》、《云南看云集》；冯至的《山水》、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语文影及其它》；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李广田的《雀蓑记》、《回声》、《灌木集》，以及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半部随笔，闻一多和吴晗的杂文等，是40年代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散文创作都无可比拟的。其总体文学成就，应在五四北大作家群之上，与沙田派也大有一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