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02)3-0017-06 我间或从事当代小说批评，不时暗自嘀咕：大陆批评界的理论言说是否碍于知识谱系凌乱或受限于它种藩篱，因而缺乏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的对话能力；同时也有杞忧：当代批评恐怕已经无人具备“囊括四海，包举宇内”的能力，面对所有中文写作了。然而看到王德威的《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注：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的工作成绩，不由地惊讶其“跨越政治地理的狭隘藩篱，探勘知识地理的无限天地”(注：王德威：麦田人文编辑宗旨，见麦田人文系列封面勒口介绍。)的成效。讶异之余，不禁要问王氏何以能?不禁要追问其学术路径，要求为他活跃其间的这一片批评领域命名。 王氏自明路径如上所言，可效法与否，正应是我们探询批评发展的问答之一。循着他“知识地理”探勘的工作路径前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有着极为广泛的对话空间的批评视界，它超出了我们习惯的大陆当代文学批评范畴，包揽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通常分工：台港澳、马华、欧美及澳洲。更重要的是其间越过的绝不止于空间与国界，它整合了所有以中文叙事构成的意义空间，既构成了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又构成了平行的交互文关系。我姑且代为命名，称这一前所未有的批评视界为“华文语境”。命名的目的在于充分揭示其内涵，王氏指涉整个当代中文小说的评点恰恰为“华文语境”的内涵揭示提供了必要解释，理解了他的批评中的主要追求，理解了他是怎样追求的，理解了他为什么追求，就接近了“华文语境”的要旨。我们仍要先行了解《众声喧哗以后》结集出现的意义，此后才谈得上对它的知识地理路径的复现与勾勒，至于是跟进呢还是另辟新径，那要在充分理解了我们的评说对象以后才能决定。 王氏《众声喧哗以后》的首要意义在于其于广泛的对话中的伦理向度的思考，这是他对80年代批评富于建构性的超越。当年，王氏从巴赫金的多声复调的社会对话及实践方式中引申出“众声喧哗”的概念，产生了广泛影响，已经为整个中文批评界广泛接受。新世纪初，他将90年代的批评成果结集，既是对这十年中文小说批评工作的总结，也是一次重要的“盘整”。他提出“众声喧哗以后”，致力于从自己开始一个“后众声喧哗”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批评的新起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社会?)伦理的思考方向或是个人当下的批评自觉，当今的文坛上的小说实践仍处于“众声喧哗”之中。他所要凸现的是批评主体的作用，以及示范在不同主体间如何“折冲群己，出入众声的对话性”，不过只有他一人意识明确地践行并显出了成效。他的“囊括四海，包举宇内”的批评工作没有霸权的意味，却颇有“温柔敦厚”之风，遗憾的是那种理想的“社群中人我交互定义，安顿彼此位置的过程”仅在他那里开始，整个批评界短期内还不一定能超出“有话要说”的主流阶段，还会继续话语霸权争夺的喧哗，但知其难而为之的努力弥为珍贵。 这一著作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将一般人视为难以相提并论的90年代中文小说作一统整观。说它难，是因为除了都用中文写作以外，90年代的各个批评对象间既没有过大一统的历史，也没有试图建立乌托邦的努力，只有现状的裂痕处处。批评对象有着世纪末的种种症候，批评家坚持以一“己”之衷对这“症候”之“群”进行“望、闻、问、切”的对话，折冲群己而不被诸症感染——我们习见的当今大陆某种批评的声音常常消失混迹于创作的喧哗杂音之中，真是一桩不易的事情。面对32个台湾作家、31个遍及全世界(包括大陆)的各社群中的作家的创作，面对多种小说创作的文坛现象，王氏显示出来的主体的独立与坚定性保证了这一工作的统整与逻辑一致性。 与“华文语境”一词的巨大包容性相符，王氏以巴赫金的“对话”哲学为理论基础，展示出对种种复杂的对话关系的思辩。90多篇评点，他由一个个文本剖析展示着9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中文小说的无所不在的对话：台湾文学的内部对话(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现在与现在及将来，诸如：《现代文学》的健将、“三三”的“老灵魂”、当今的文字爱欲者们之间)，大陆与台湾的“竞写”式的对话，晚清、“五四”与当今的对话，后现代叙事技术手段与“古法”的对话，当代生活(政治、文化、性)与虚构叙事的对话，诸种文类之间的对话，乃至当代种种批评理论话语间的对话……。其中的复杂丰富性，正是华文语境的深邃广阔的内涵，也体现着批评家的学养；其中的辩证，正是王氏的出入众声的折冲努力的立场与印记。 要在王德威近百篇90年代小说批评中寻找其“知识地理”的路径，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所以我必须确立一个工作“主脑”，并由此而理出几个头绪线索，以便得其真意。我以为，王氏的“小说观念”正是这样一个主脑，其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广域对话”的美学原则，批评的身份及艺术策略，既是小说观念的有机内涵，也贯穿了知识空间；而且这样的观念中也处处体现着伦理向度的思考与追求。 王氏小说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对象是小说的虚构性想象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无论小说还是历史都要用文字来表现，文字意义的真实并不因叙述标示的文类而定。历史叙事的可信度与小说想象的真实性，孰优孰劣真不好一概而论。王氏通过对莫言等的当今小说的阐释告诉我们：“当历史不能满足我们诠释现实的欲望时，寓言升起。”又说：“在历史的尽头，小说升起。”他强调“如何把历史变为寓言甚至预言的努力，才是我们的用心所在”(注：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下引用同一出处的原文，将不再注明。)。回想起一百年前的严复、夏曾佑和梁启超的“小说出于经史之上”的说法，我们看到了百年间前后对话的意义所在，王氏乃至绝大多数的小说实践者已经排除了“经书”的绝对神圣性质。至于“史书”，即使不说它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绝对权威价值也已经动摇，小说的意义表达功能作用可以比历史走得更远。文字的多义性赋予了小说比任何文类更大的象征、暗示、多重指涉的作用，即使小说成了“小众文类”，它仍然最有表现力。跨越百年进行小说价值重估，语言学在王氏那里的中介作用当不可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