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的小说总是潜藏着一种尖锐的疼痛。这种疼痛，看似来自社会生活的外部冲突，实则是源于生命内在的两难对立。它以自我撕裂的方式，不断将人物置于各种伦理观念、权力欲望以及人格尊严的对抗之中，在保持强劲叙事张力的同时，又凸现出一个个无助而又无奈的人生场景。这使得我们一方面可以尽情地享受那种由于紧张叙事所带来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感受到那种疼痛自身所拥有的内在力量。 这种力量，是一种信念和道义的力量，是生命在苦难境域中被反复践踏后所爆发出来的一种尊严的力量。无论是写抗日，写土匪，还是写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写当下的现实生活，尤凤伟总是以一种彻底的民间化叙事，将那些卑微而又无助的生命安置在各种剧烈的是非冲突之中，让他们饱受种种内心的折磨与煎熬，然后再通过无法回避的价值抉择，展现出他们潜在的精神向度及其人格魅力。 这种对疼痛的独特体验与执著表达，不仅使尤凤伟的小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悲剧性审美质感，蕴藉着许多丰厚的精神内涵，也折射了创作主体内心深处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及其异常宽厚的人道情怀，体现出尤凤伟对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顽强恪守。 1内心的立场 在尤凤伟的小说中，虽然我们看不到知识分子惯常使用的话语形式，看不到知识分子特有的伦理气质和审视性的叙事姿态，但是我们却明确地感受到，作家与现实生存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他的所有叙事，都是自觉地建立在彻头彻尾的民间化精神形态之中——以一种绝对鲜明的民间意识和民间视点，叙写完全来自民间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展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生存之痛。正是这种对民间疼痛的极力书写，强烈地映射了创作主体对既定历史秩序的不信任，对现实生存状态的不满，对公众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的怀疑，也十分明确地呈示了作家自身的内心立场，即，一种非公众化的、严肃的批判性立场，一种对民间生存尤其是弱势生存的体恤性立场。这种融批判与体恤于一体的精神立场，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度匮乏、又亟待拥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萨义德就曾说到：“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3页；第25页。)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并不在于充当技术文明的先遣队，而在于自觉地行使自己的批评意志，对一切不合理的权力体系及其社会结构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并以此推动社会历史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前进，但同时，“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3页；第25页。)。因为惟有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发现现实存在的内部真相，才有可能揭示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尤凤伟所孜孜以求的，其实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内心理想。当他将全部叙事自觉投向民间社会的时候，显然不是为了发掘民间社会中丰厚而广袤的叙事资源，而是试图还民间生命一种表达的权力，让那些在公众场合失去话语主宰权的人们道出生存的真实状态，展示他们内心的苦痛、迷惘、焦灼与愤懑，传达他们对尊严和道义的强烈吁求，并以此来重新审度一切既定的历史秩序和价值取向。 因此，我们看到，《生命通道》中的苏原，《生存》中的赵武，《五月乡战》中的高凤山、高金豹父子，《远去的二姑》中的二姑，《姥爷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诺言》中的李朵，《回家》中的父亲，《上士杨光明》中的杨光明，以及《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等……这些人物，或早已被既定的史料所扭曲，或从来就没有赢得历史的认同，或长期为现实生活所忽略，他们总是活在被曲解、被漠视甚至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境域中，没有应有的价值评判，没有应有的人格尊重，更没有合理而公正的社会认同，但是他们却以自身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展示出最为底层的生存者特有的智慧、人格与韧性品质。尤凤伟以极大的叙事热情，不断地张扬这种民间生命的不朽与伟岸，高迈与神圣，其终极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还所有生命以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意义，而是在更为隐秘的层面上，婉转地表达自己对一切既定历史所认定的价值体系的怀疑与批判。只不过，他的这种批判不是以直接性的否定姿态出现的，而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重新肯定来颠覆的。无疑，这也使尤凤伟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着明确的“载道”功能，即，还历史和现实以道义上的公正——当然，这只是尤凤伟所认定的一种“公正”。对此，尤凤伟自己曾说：“我们已有的‘有板有眼的史’常常是无板无眼的，离真实史况相距遥远，有权立史的人确实将史当成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点恐怕不需要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小说中的史就不单单是对现有的史补充的问题，而是匡正。”(注：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强调，“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都不轻松。完全轻松的写作只能是自欺欺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注：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匡正”来进行“非轻松”的写作，以此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社会良知，这既是尤凤伟的人生信念和写作理想，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核心的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场。葛兰西曾以非常辩证的方式说到，知识分子有认识，但没感觉；人民有感觉，但没认识。因此，当前者与后者分离的时候，每一部分只掌握了真理的一半。知识分子需要参与人民运动，至少了解他们的运动，而人民也需要高度的知识修养，直到高级发展阶段，这种差别的消失，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注：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读书》2002年第6期。)。尽管这种看法有些乌托邦式的嫌疑，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充当人民的喉舌，必须传递弱者的疼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责任感，这是一个对所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知识分子是权力和群众之间的中介”(注：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读书》2002年第6期。)。萨义德也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注：《知识分子论》第25页，北京三联书店。)尤凤伟沉入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使命，其实就是利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特有的说话方式，努力介入到“权力和群众”之间，通过对“群众”(即民间百姓)真实精神的叙述，明确地体现自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所以，无论是在“抗战系列”还是在“土匪系列”的小说中，尤凤伟都是明确地撇开那些既定的历史观念，自觉地站在民间立场上，选择一种与主流观念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念进行叙事的重构，展现作家自身所认定的真实历史，尤其是对生命中各种潜在人性的独特体察。即使是在“反右系列”和“文革系列”的小说中，尤凤伟也都努力回避正面的宏大历史场景，而是通过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让他们用自身的悲苦命运来倾诉历史对每一个普通人所造成的身心摧残，让他们用非人性的人生际遇来痛陈历史的巨大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