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2002)06-0078-07 《书衣文录》是孙犁将用毛笔题写于书皮上的文字整理、辑录而成的一本奇特罕见的散文集，近12万言。其主体部分写于“文革”后期(1974—1976年)。这位从少年时代起就惜书如命、爱了一辈子书的老作家，面对多年来费神劳力购藏、在动乱中几经抄掠而发还、满身疮痍的大量藏书，无比伤感痛惜，于是悉心洁修、包装之，并在书衣上或题跋，或写书话，或记日记，或发感慨，用以“排遣积郁”，自安心神。他于此种劳作，可谓椎心泣血，旷日持久。 就作家一生60年的创作生涯(1995年《曲终集》写讫孙犁即封笔)而言，《书衣文录》可说是他由一位风格鲜明的名家而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行列的先兆与津梁；而就孙犁在由战争时代经17年和“文革”步入新时期的不少老作家中，终于能独独不期然而然地真正达到自我实现阶段，成为文学巨匠的实在的心路历程而言，应该说，《书衣文录》是作家自身在精神炼狱中以艰苦卓绝的悲壮情怀，开凿的一条通向人格整合和蜕变的精神隧道。 本文拟从历时性角度，论述《书衣文录》所体现的作家孙犁在“文革”中自我调整、人格重塑，即由“老”向“新”蜕变的途径和意义。 1 众所周知，40年代中期以后，孙犁以《荷花淀》等作品而蜚声文坛。他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界逐渐发现：孙犁的创作，着重描绘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美好心灵和人性，自觉地为文学保留着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尽力避免和警惕以一时的政治、政策消解文学本体的审美特征。然而，正当这位风华正茂的作家凯歌行进之际，他的作品受到批判，这给孙犁心里布下了一道阴影。解放初期，孙犁仍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这方面的显例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但在文学政治化、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思潮日益厉害的五六十年代，孙犁不可能完全放手创作，只因为《风云初记》在李佩钟这个知识分子形象上花了些笔墨，还须在作品的最后一节为之辩护，便是此种症候的一个表征。应该说，孙犁身上成为文学大师的潜质在“文革”前被严重压抑。我们知道，孙犁性情孤僻、耿介，甚或有些执拗，这就决定了他绝不会投合“左”风日炽的文学界大势；相反，他宁肯搁笔，也不会按流行的准则为文。“从1956年到1966年，十年病期，孙犁除了写有少量诗歌、散文和作品题记之外，基本没有什么新作问世。”[1](P108)几篇抒写本心的文章，如《左批评右创作论》、《黄鹂》等，写好后被他置诸箧中，不欲发表。上述种种情况，加上孙犁几十年来从未在政治运动中写过一篇批判别人的文章，这一切都昭示着：孙犁被平淡的表象和历史的尘埃所遮蔽的特立独行的风姿及深有蕴含的慧心卓识，是异常难能可贵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愈益闪耀着夺目光彩。 然而，在评说上述情况时，我们不能回避孙犁性格和行为中的矛盾。他固然清高、孤僻、耿介，但又优游寡断，胆小谨慎，而因多年养成的相当厉害并被泛化到待人接物的全经验的“洁癖”，未免往往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在发觉越来越难于以己之文才用世的情况下，他逐渐滋生并强化了一种观望之意、退隐之志。我认为，这一点是孙犁研究的一个枢纽所在。 性格是人的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孙犁对文学的爱好，是超乎凡常的，形成了强大的审美情结。在战争年月，他热情高涨，不畏艰险，勤奋创作。这有他的创作实绩为证，也可以从他致康濯的大量信函中看出。然而，作家很难超越环境的制约和自身性格中负面东西的影响而从事创作。孙犁说过：“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2](P129)“全国解放以后……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3](P91)不言而喻，就个人因素而言，正是孙犁性情中负面的东西(主要是胆小)，促使他在解放后逐渐走上了消极的半退隐之路。他曾亲历过某诗人被捕的惊心场面，又耳闻目睹了不少作家、艺术家受到种种迫害的情形。实际上，建国后文艺界一连串的批判运动，已使具有敏感、柔弱气质的孙犁成了惊弓之鸟。50年代中期起他大量求购古籍，想当一名藏书家，未始不包含着退隐读书、别寻所乐、静待时机之意。而直到“文革”之前，他花费一些时间养花养鸟，虽说有养病的成分，但多少也与疏离文坛的心态有关。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十年浩劫所加于作家的磨砺，那么，孙犁将会一直处于创作上的停滞状态，而不会实现创作上的大飞跃，取得《耕堂劫后十种》那样辉煌的成就。 有人谈到孙犁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搁笔的根本原因不是病，而是他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等‘不合时宜’，而且他也不愿改变自己去迎合‘时宜’。他宁愿久长地沉默。”[4](P123)这种看法是就孙犁气质性格中的正面因素而言，所论极是；然而如上所述，孙犁的胆小、谨小慎微以及在解放后日益形成的惊弓之鸟的心态，这些负面的东西，是这位作家在建国后创作不丰乃至长期搁笔的另一原因。 如此看来，孙犁要在文学活动上取得超越自己的过去、迥出众流的成就，就必须消除自己人格中负面的东西，即降服那胆小、退避的魔障，在严峻的考验中实行艰难的自我调整与人格整合、蜕变。“文革”对于民族和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场浩劫；但在“艺术的源泉”、“生活体验”和促使作家悟道的意义上，却玉成了孙犁这位大器晚成的文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