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149(2002)03-0055-05 一、前言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五四”时代的“新诗先驱”汪静之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以第一个爱情诗人进入了现代文学史，虽然他并未自觉到历史赋予的重任，但是他的爱情诗里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他的诗曾因“放情地唱”起爱情之歌，既令人耳目一新，又确乎惊世骇俗。他的爱情诗受到“五四”大潮中惊醒的青年的热烈欢迎，又受到顽固派的恶意攻击，以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新派文人称他的诗“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1]他“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2]它“所引出的骚扰，由年轻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的论文还大的”。[3]旧派文人认为“汪静之的诗就是叫人堕落的极不道德的诗”![4] 今年是汪静之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借此机会，对汪静之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一番回顾与清理，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评价汪静之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历史地位。 二、汪静之的诗歌创作 汪静之1902年7月生于安徽绩溪县一个小业主家庭，1996年10月在浙江杭州病逝。汪静之从小爱好文学，“幼时在家乡，有亲爱的姐妹们每于清风徐徐的早晨的园里，闲静时家人团聚的厅前，或铺满银色月光的草地上”[5]教他唱俗歌童谣，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他六岁进私塾读书，九岁到上庄求学，熟读了《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许多古典诗歌，十二岁开始学写旧诗。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对这些刊物上发表的鲁迅、胡适、康白情等的新诗特别感兴趣，开始学写新诗。从1919年到1920年夏，他在安徽创作了近三十首新诗，作者曾将部分诗作寄给在北京的同乡胡适，受到当时正在倡导新诗的胡适的赞扬和鼓励。1922年8月，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蕙的风》是一本情诗集，其主要内容，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歌咏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这才是孩子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气度!而表现法底简单明了，少宏深幽眇之致，也正显出作者底本色”。[6] 1926年春，汪静之将1922年到1925年写的诗编为《寂寞的国》。他在《自序》中说：“在这冷而硬的铁的路上的旅人，只有落寞，苦恼，厌倦，三者已凝为大气，把地球牢牢封了。我因为落寞，苦恼，厌倦，所以做诗，我做诗是为了消遣自己，和劳苦的工人边做工边喊着无意义的声调以减轻辛苦，解放郁闷一样”。这本诗集的前半部，还保留着《蕙的风》的内容和风格，后半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的演变历程。 解放后，汪静之写了许多歌颂党、歌颂解放的诗，但得到发表的只有一半。1958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二十一首》。这些诗的大部分是汪静之为配合50年代政治任务的奉命文学，诗人的个性受到压制，表现出标语口号化的倾向。此后，汪静之做诗的热情锐减，除偶尔在报纸上发表零散诗篇外，就再也没有出过诗集了。1994年底，汪静之把封锁箱底六十余年的《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交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只是把原诗删去一小半，并修改了字句，内容没有改变。《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是汪静之写的恋爱史，是他对六个女子主要是对妻子符绿漪的恋爱史。自从鲁迅1929年冬对汪静之说：“现在不是写爱情诗的时候了”。他知道是时局的关系。但是生活在爱情里，爱情的种子自然地长出诗苗，他又忍不住，不吐不快，偶尔还是要写的。但他尊重恩师的善意，决定不再发表。汪静之在《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的“自序”中说：“1932年春，因为说明婚外恋经过情况，安慰绿漪，偶尔写了约一百来首七绝，得到绿漪的谅解。我就索性把我的恋爱史用七言绝句全部写出，数月之间共写了一千首有零，和过去陆续写的诗合成一集，名为《六美缘-诗因缘与爱因缘》。完全真事实情，无一丝虚构”。 三、新旧派文人之争 汪静之《蕙的风》的出版，像一颗炸弹一样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1922年到1923年，在评论界展开的那场关于如何评价《蕙的风》的大辩论。 当时，在思想上持否定态度、又比较认真地阐述自己观点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东南大学的学生胡梦华。他先后发表了长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论》。这些文章对《蕙的风》作了一系列的抨击。 胡梦华认为《蕙的风》是一本“失败为零”的诗集。他列举了诗集中的许多诗句，如：“梅花姐妹呵，怎还不开放自由的花，怯怕谁呢?”“那夜的亲吻异样甜蜜”、“叫我拥抱你接吻你么”、“他们精赤着身体，亲亲切切的厮并”……，他责问道：这些句子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呢，还是“自己兽性的冲动之表现”呢?!“无赖文人是淫业的广告”，“汪静之的诗就是叫人堕落的极不道德的诗”! 为了把自己装扮成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胡梦华一再声称：“美与爱是人生的要素，歌咏他，赞美他，正是人生的正务，诗人的天职”。但他接着又说：“《蕙的风》虽为自我的表现，而非活动的表现。虽为性灵的流露，乃为呆滞的流露。好像照相机一样，不过愚笨地把像照下来，够不上说书工的高妙呵!这也是因为达情与思想的堕落，所以艺术表现又此失败”。这种失败，胡梦华认为也应归咎于汪静之对已往大师的作品缺乏研究，学习，在未有良好的训练和模仿之前，便轻易为之。他把汪静之的诗分为三类——堕落的、纤巧的、性灵的。“大概言两性之爱都流于堕落轻薄，言自然之美的皆失于纤巧，然二者之中亦有性灵之作”。以此看来，他把汪静之的“失败”归纳为两点：一、有不道德的嫌疑；二、未曾有好的模仿。因而“应当严格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