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自30年代开始，迭经变迁，迄今尚未止息。自鲁迅认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注：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之一，是“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北平文坛的重镇”(注：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到了1949年前夕，被宣判为“一贯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反动作家(注：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地主阶级的弄臣”(注：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不啻从峰巅跌入深谷。“文革”结束以后，开始了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从大家抑或名家的论辩，到沈从文是否文学大师之争，一直延续到沈从文身后。 一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主要取决于其文学创作的自身价值。而对文学创作价值的评估，又包括着作品的思想蕴含及艺术构成两个层面。我们是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论者，但存在于同一作家身上的二者不兼容、不对称现象却常常使人犯难。就沈从文而言，当其被抬上巅峰时，自然是出于对其创作思想层面与艺术层面价值的综合考量；当其被贬入深谷或不欲予其更高的文学史地位时，其着眼点似乎均不在其创作的艺术品位，而在其创作的思想蕴含。从“没有思想的作家”(注：贺玉波：《沈从文作品评价》，《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华书局1936年版。)，到只是一个“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本民族的狭隘界域”，“特别是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俗范围内”(注：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的作家，而且，其创作的艺术特征、情感色彩、抒情性质的文学样式与风格，散文化的文学样式，只不过是“更有效地表现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注：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再到沈从文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其形态，是全然不足称道的“贫困和简陋”(注：见《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以下引文凡未另加注者，均见于此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成为沈从文价值评价的焦点。 一三族互动与千年孤独 重读这个选本各篇章时，我才感到十分离奇处，是这四个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却象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的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固有的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注：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同哈代笔下的“荒原世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帕塌纳法”世系一样，“湘西世界”已经成为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湘西，是沈从文创作的主要源泉，是沈从文人生情感的生发与寄寓之所，同时还与沈从文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密不可分。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与湘西历史的独特性根连枝接。 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一部湘西的历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三族关系互动的历史。土家族与苗族，是湘西两个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汉族则是后来移居湘西的“客民”。宋代以前，土家族与苗族被视为“蛮族”，至宋时，方有“苗蛮辨”，进而将苗族与包括土家族在内的其它少数民族区分开来。有周一代，湘西对周为“荒服”，且不为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开始以武力强迫湘西土著民族归于王化。而湘西土著民族则“时叛时服”、“叛服靡常”。于是，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便成为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在明代以前，由于“蛮强而苗弱”(注：《凤凰厅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民族冲突主要表现为汉蛮冲突(蛮以土家族为主体，却又蛮中含苗)；自唐代以降，由于蛮“群思归化”，并“皆受朝命”，“国家亦赖以挞伐”(注：《凤凰厅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于是，至明清两代，苗汉冲突则取汉蛮冲突而代之，成为湘西地区的主要民族冲突(有清一代，是满汉统治者与苗族的冲突)。遗存至今的溪州铜柱与南方长城(边墙)遗迹，就是这两个阶段最具代表性且极具象征性的文化遗存物(注：溪州铜柱：国家保护文物，现存永顺县王村民俗馆。晋天福4年，土司首领彭士憨与楚王马希范之间，爆发了湘西历史上著名的溪州大战。最终，彭士憨败北，马希范也无力平定湘西，双方遂订约休兵，并在酉水河畔的会溪坪，立铜柱为信。南方长城，即始修于明代万历年间，续修于清代的边墙，西起贵州铜仁亭子关，东止湘西保靖县喜鹊营(现属古丈县)，全长190余公里，是专为防范苗民叛乱而修建的。当时有“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清王朝实施的一种民族隔离政策。)。 如何解读这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族际关系史，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对湘西的征服与同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进程，而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恃强凌弱，对湘西土著民族实施的一次又一次血腥杀戮，又无疑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与民族关系准则的践踏。然而，对这每一次冲突的起因与孰是孰非，人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却是一面之辞。在历代统治者撰写的正史及其它相关典籍中，留下的只是历代统治者对湘西少数民族不服王化、无端生事的谴责与挞伐之声。而土家族、苗族则是历史记载中失言的民族。即便是刻在溪州铜柱上的土家族首领与楚王马希范议和休兵的盟约，也纯然是出自马希范之手的对土家族的训诫之辞。留在溪州铜柱与南方长城遗址上的，只是民族冲突的斑斑血迹与土家族、苗族无言的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