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养新》 章玉钧/谭继和 郭沫若一生是从学术论战和学术争鸣中走过来的，大大小小的笔墨官司打了不下几百次。他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创新和贡献，就是在频繁的论争和碰撞激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早在上世纪20年代，郭沫若就形成了有关学术争鸣的两个重要见解：一是文化学术贵在创新，重在“新生价值的创造”；二是主张文化本为多元，应是和而不同：“百川殊途而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见出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前者讲的是学术争鸣的目的，是文化学术的生命、灵魂和结穴点。后者讲的是学术争鸣应持的态度和应有的氛围。这两点见解，或者说两种精神，可以说纵贯郭老的学术生涯，决定并影响着他对待学术论战和争鸣的立场态度、心态变迁和思维定势选择。 建国前30多年，郭老从“五四”时期参与学术争鸣始，其“创新”和“养新”是一以贯之、有目共睹的。建国后30年，郭老后半生的情况比较复杂。总体看，“创新”上有新进展、大收获，成就越来越高，是与时俱进的。在“养新”上，他也尽了自己的努力。他高呼“‘百花齐放’万岁”，为“双百”方针鼓吹造势，不遗余力，倡导和发动了一系列有关古代史分期问题、屈原问题、中国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有关为曹操、蔡文姬、武则天翻案直至为夏桀、殷纣和秦始皇翻案的论辩，有关《再生缘》、《兰亭序》真伪的论辩等等，几乎一年一个题目，他认真地、天真地推动学术争鸣与创新，尽管那时“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日益严重，阶级斗争的弦已经越绷越紧。就在“文革”中已无正常学术争鸣可言之际，郭老以80高龄还抛出学术争鸣的绝笔之作《李白与杜甫》。不管这本书缺陷如何，郭老“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创新精神仍闪灼其间，在学术史和文人心态史上自有其重要价值。 通观建国后郭老的学术争鸣，从学术创新的思维方式这一视角来考察，郭老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创新有益的经验：一是通过价值重估发展学术，整理校注《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胡笳十八拍》和《再生缘》，于众人不疑处生疑，启发新的思维，通过考据和整理国故实现“既成价值的重新评估”。二是通过“翻案”进行学术创新。由蔡文姬的研究，引出替曹操翻案，由《武则天》的创作，引出替历史上的女皇帝翻案，两部名噪一时的剧作，引出两个创新性学术成果，这是郭老后期学术争鸣中通过“翻案”取得学术成就最多的闪光点。三是从沙碛中淘取金屑。《读<随园诗话>札记》就是化腐朽为神奇，从糟粕中吸取精华的代表作。四是突破主流见解创立新论。按照郭老一贯的务去陈言的创新思维，突破“千家注杜、众口扬杜，一家注李、偏轻于李”的主流见解，写一本扬李抑杜的翻案书，也是情之使然，理之所至。 若从郭老对建设“养新”的学术环境，培育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争鸣氛围的角度来观察，则郭老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的教训，总的看来，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两方面都比建国前有所退步和退缩。这是因为： 一是时代主题从革命到建设的转换，整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没有转过来，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妨碍了学术争鸣。建国后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力图实现这个转换，突破前苏联独尊惟一、压制多元文化的日丹诺夫模式的一个创举。可惜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时期思维定势烙印太深，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术文化方向发生逆转，“双百”方针在浅表层面上成为点缀，未能像郭老所热切期望和天真盼望的那样“保持于永远”。 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地位变化后，如何处理好与多元文化的关系，引领整个文化的繁荣这个新课题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主流文化为主体，不应该也不可能封闭非主流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提倡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并不矛盾，可以做到共生共长、相辅相成。但长期实践与此逆向而行，百家争鸣被简单归结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实际是一家独鸣，重蹈“罢黜百家，独尊惟一”的历史覆辙，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三是从郭老的主观角度审视，执着于革命多年，形成他习惯用阶级斗争看待思想文化问题的思维定势。即使是在革命时期，在“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力量布局的特殊情况下，我国文化领域也并非敌我两分，相当一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还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郭老早在创造社后期就有左倾宗派情绪，后来吸取了教训。抗战时期在重庆为团结文化界的中坚力量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建国前夕为批判“第三条道路”又在香港写出《斥反动文艺》，伤害了一些如沈从文等并未与人民为敌的文化人。建国后，这种“左”的倾向有所发展。胡适是他批判的老对手，但建国前多限于学术范围，建国后则斥其为“买办”学者，有失公允。在批胡风、反右和“大跃进”中，他跟着党的错误指导思想犯错误，盲目表态，有碍百家争鸣。再加上对领袖毛泽东拥戴追随，视为“天纵之圣”，近乎盲从，“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所以，郭老会自然地盲目地追随领袖喜欢“三李”的倾向，采用偏狭的阶级论写《李白与杜甫》而不能自知自审。建国后，郭老地位发生变化，兼具国家高官和学者文人于一身，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处于两难境地，往往随着时移势易以及上面调子的变化而依违于两可之间，甚至勉强自己相信一花独放也能大放香花，这是传统士人在独尊惟一社会条件下矛盾困惑心态的必然表现，不必求全责备。好在他的心始终与知识分子相通，真正的思想政治权力不在他手里，他也并未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力来助虐出谋整知识分子，而始终视自己为学术界一员，平等论战的学术意识未变，出语偏激、文字尖刻的论战风格没有变，客观上可能形成压力，伤了一些学者的感情，但主观上倡导和热切殷望以论战与争鸣来推动学术发展的初衷是未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