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6-0144-05 “先锋”、“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这些有着内在关联，常常又被交替使用的词汇，其实又有着某种相对特定的意旨。“先锋”就是走在前面的人，它被看作是任何现代主义的先驱者。但“先锋”在短短的一个时期过后就会退却，由人皆熟悉的东西所同化，这个东西就是“现代”。当“现代”不再是稀奇古怪的事物，而或多或少与熟悉的全景图相关联时，我们说“现代”便成了“现代主义”的一部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又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术语，现代性意指现在，相对于某一历史的过去。如果就它具有某种属性而言，可以说它是静止的，已经达到这点或那点；[1](P1)但它本质上又是运动的，意味着一个“开始”的过程。就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概念则表达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在这个历史形象中，现在就是一个持续的更新过程。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等至今仍然流行的关键词，一方面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现代性不再能从别的时代获取标准，而只能自己为自己制定规范。”[2]这里揭示了现代性一种内在的时间意识，即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线性时间观，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其指向是“未来”的时间观念，这与传统的循环轮回的时间意识是相悖反的。这种以目的论为终极价值指涉的现代性时间观，虽然始于欧洲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过程，但在更早的基督教教义中，就已经蕴含着了。正如热尔马诺·帕塔罗所说：“对圣经传统来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意义本质上存在于未来之中，因此，整个时间直线的重心基本上是向前移动的。”[3](P246)这种宗教思想在化入哲学、社会学和美学等各个知识价值体系之后，不仅成了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甚至还构成了历史现实本身。当“现代”、“现代主义”、“现代性”等词汇在17世纪流行或被广泛运用之后，随之现代意识便产生了，并进而产生了现代方案。就如艾森斯塔特所说：“现代方案，即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首先是在西方，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必须要有一些思想和制度前提。……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关于未来的观念。”[4]由此还构筑起了一系列所谓“新/旧”、“现代/传统”、“进步/保守”、“未来/现在/过去”等等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尺。未来的就一定比现在、比过去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理想图”。这种历时进化的“现代意识”(事实上是“未来意识”)几乎成了现代人普遍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认为，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整个现代主义理论都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5](P132)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叙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建立在普遍的理性优越性基础上的。人们考辨现代性问题，往往将文艺复兴作为相对确定的起点。所谓认识你自己，即是彰显主体和自我。当然这种现代性理念的真正形成则与笛卡尔和康德哲学相关。黑格尔在评价笛卡尔哲学的意义时曾这样说：“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6](P63)“我思故我在”，可以说第一次确立了主体的人的地位。我思考，所以我存在，一个思考着的理性自我成了人的主要标志，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观念从此也便确立下来。理性主体使人一跃而成为宇宙的主宰、万物的精华和尺度。而后来的启蒙主义者更是秉持着理性主体的知识和智性之光照亮前程，启迪并引领人们走出黑暗、蒙昧与遮蔽，走向更加光明、进步的未来新世界的。所以，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这样认为：“它是指人走出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则是指：“如无他人的指引，则无能力使用自己的理智。这种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如无他人的指引则缺乏决心和勇气去使用理智。Sapereaude!要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7](P217)由此看来，正是欧洲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进一步奠定了现代性的理性基石。 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化所呈现的现代性形态，首先是以未来为标的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线性时间叙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接纳了进化论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又确立了启蒙现代性的叙事策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一时间成了这个时代最为张扬也最为进步的旗帜和社会，唯新是举，迭出新潮，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除旧布新、迎临新时代的浓浓气息和氛围。而在人们的意识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仅存在于一个获得解放了的自由和进步的未来世界之中。为此，人们自然也应顺着这潮流的方向，向着彼岸世界远渡而去，就如那些仿佛骑在这文明进步的潮头上指点迷津的西方人士所言，只要“不拂逆这潮头的动向，或至多也只须推波助澜一下”，中国人“便指日可以诞登彼岸”(潘光旦)。[8]这之后，中国社会不论向前的路遭遇过多少坎坷曲折，这种崇尚并坚信未来的乐观主义情绪，便一直影响并鼓舞着人们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而现代性的另一内在层面——启蒙理性精神，则不仅在知识论的谱系中确立了人的意义、价值和主体性地位，而且秉持着知识与智慧之光为人们指引前程，并许诺给一个人人能够充分享有解放和自由的“在别处”的生活及世界。它把在人的解放中已经回到主体和自我的个人，与人民大叙述紧紧扭结交融在一起，在集体理性与宏大历史中彰显和确立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五四”时期即使极度张扬的诗人郭沫若的自我，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肌体上的一个部分。民族、阶级、群体和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也是个人意识的必要内涵。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民族相对艰难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这是中国历史现代性主体和自我的一个特质。即使这种群体理性内质的人和自我，因为一种神圣意志的强化、牵制和遮蔽，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也失落甚至湮灭了。而作为时间叙事的现代性，却被一种狂迷的乌托邦想象和未来的寓言，彻底湮灭了脚下的大地，从而将人和世界悬置在一个彼岸王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