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跨世纪诗歌,真不敢指望哪一天,“时间神话”会突发慈悲普降甘霖,施以她昔日的荣耀。几分孤傲几分拮据,再加几分尴尬,是她眼下比较客观实在的写照。当思想启蒙的排浪,迅变为物欲大潮,20多年前那种“登高一呼”“发聩震聋”的狂欢庆典便一去不返了。特殊时期诗歌作为的时代晴雨表、审判者、吹鼓手,曾应和着社会变革人心所向,但在超载的历史使命过后,终究要归乎平静。 一旦竞争、务实、效率、交换——成为社会普遍准则,谁还有心浸淫于远离实用的高雅境地?诗歌,灰溜溜地被放逐到社会边缘。本来嘛,就该在边缘上安分守己,可是诗歌,自恃深厚的历史因缘、高贵血统(不是说一部文学史有半部属于诗歌吗)和渊远的教化功能,极想挽回过往辉煌,无奈经济的杠杆早高高翘起,任复兴的诗笛一路嚷嚷,也丝毫扭转不了商品消费的扳道。由商品和文化复制操纵的消费社会,注定诗歌不是滑向世俗的官能就是逃向诗人内心。 当然诗歌,是不会消亡的。它只不过更换着面谱,以另外的角色发挥它的“潜能”。 从哪一个夜晚开始,诗歌幸福地和歌词、流行歌曲、卡拉OK、MTV、触目皆是的广告联手“交欢”。君不见到处是这样的莺歌燕舞:“祝你生日快乐”“好人一路平安”“友谊天长地久”“潇洒走一回”“爱你没商量”。“月落乌啼”启用了唐诗流韵、“涛声依旧”截取宋词味道。诗歌的倩影流通在通俗文化里,雅俗共赏,皆大欢喜。 诗歌穿行于食文化之间,在蓝色火焰、料理、玫瑰花餐纸上,配合着牙床运动、食管吞咽,进行诸如“半月沉江”“红肥绿瘦”“在水一方”的美声命名。 诗歌,甚至堂皇地打进保健用品——猛男、女宝,舒洁卫生巾,极尽诗意,(诗意得有些令人生疑)以此引领新一轮人生享用。不管是诗歌凭势广告捷足,还是广告利用诗歌——分行、押韵、对称、修辞,设置精致的陷阱,诗歌在广告文化里,委实找到自己前所未有的位置,把它另一方面的盅惑,发挥得淋漓尽致。 物质与“精神”的餐盘,诚然撒满诗歌调味品。你可以批评它寡淡、肤浅,却不能忽视它在千百万少男少女梦中长驻;你可以斥责它一次性消费,却不能不看到休闲中的巨大安抚;你嘲笑它低俗,却不能不承认在水门汀的语境中,那一点软性诗意。事实上,它已构成几亿人生活的一部分。诗歌传统的教化功能,业已转化为自娱他娱的快乐载体。是时代和大众本身,为诗歌在当下消费中,制造如此肥厚的脂肪。那是官能意义上快乐的护发素。许多诗歌从“苦药”变成了“可乐”,人们可以随时豪饮。大众由衷的拥戴中,没有意识到,诗歌在功能上已完成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渗透于各式各样速配快餐文化的诗歌,你能说它活得窝囊吗? 再看看那些橱窗、时装表演、营销传单、海报、迪斯科、CD盘、购物指南、各等封面、版式、扉页……一旦溶入诗歌的通俗形式,或动用诗歌某些元素(如意境意象跨行),所产生的效应,肯定比那些非诗的说明书更打动人吸引人。在如此“通俗美声”面前,你怎么忍心说诗歌堕落呢? 起码,这种“合媒”,教大众生命大大开放了它的原始活力:肺活量,配合脸部笑肌、愉悦心情、即兴发挥、时尚谈资、自由自在。积郁于人们身上的污气怨气闷气“尾气”,连同窝囊气,一股脑发泄出来。不良能量得到释放转移,大大缓解身心失衡。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歌和流行文化联手,至少拯救了人的躯体! 平心而论,是流行文化“有心”利用诗歌的古老声誉和手段,给无辜诗歌涂上“投机”色彩。有时打扮得妖冶一些,令人恶心,有时轻描淡写,倒也清丽可人。流行文化奉行的是快乐原则、感官满足原则,自然远远躲避精神重负。然而,诗歌一旦溶进这般庸常的大众生活,艺术便很快失去自身界限而被生活瓦解。这,肯定要与高雅文化、精英诗歌——以精神深刻和个性突出为追求圭皋的立场发生严重背离的。 二 所以,骨子里的诗歌——我指的是专业诗歌,必须拥有另一种面谱。 那一个依然摸得着的诗坛,据说每年约有50万诗写者,以惊人的全唐诗总量(5万首)批发着虽然没有多少人看——的报刊“花边”;那个泱泱13亿人口中的“一小撮”,每年也都不惜血本、自掏腰包、把数百部手稿变成分行铅字,再把铅字——发散出去或码在床下——自圆其梦;那个所谓草莽民间,即便由先前2000多个“山寨”云散了十分之九,现在全国依然还有几百个诗歌沙龙、诗歌圈地,诗歌社团,点燃诗歌的“科索沃”,摆弄诗歌的“车臣”或“欧盟”,乃至诗歌的“百慕大”,其热情不亚于初恋时的丢魂落魄。每年依然有几十本各种名目的年度诗选、江湖诗选、备忘录什么的,包括论战、“内讧”、叫阵,鼓捣着并未消失的诗歌人气。正是他们,对诗歌前仆后继的痴迷,保证了诗歌的生生不息,并使所谓的“低迷论”“危机论”每隔几年不攻自破。 但不可否认,当下诗性,确实患上了全球性退行性肌萎症,它与现代化技术、工具理性、都市化进程密不可分。目前大多数人正其乐融融地享用迟到的物质成果,哪有余暇正视其负面?而其日益显露的负面——至少,我以为高密度物质化,腐蚀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关联。因为诗性无法栖息于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噪音和数码化指令。城市大规模兴起,必然以削减自然田园的审美情趣为代价。虽然人类文明的进程,最终必以城市为归宿。但城市和技术的兴起,一开始就深深埋下不可摆脱的“两难”陷阱。按照杜夫海纳的理论,诗歌永远是人对自然的第一声回应。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与城市成了诗歌又一隐匿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