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开头 在一个理想的时代，这篇短论是不可思议的。阿兰·谢里登(AlanSheridan)说：“在博尔赫斯的完美世界里，惟一可能的评论也许是把某学科的著作汇集起来的手抄本。”(注：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页。)遗憾的是，这在今天无论如何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是个碎片的时代，关于时代的真知灼见以碎片、断章而不是以整体的形式散居各处。歌德曾以轻蔑的语气对时人说：“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想一想吧，歌德是多么的幸运，他出生在一个诗歌满怀信心的时代。那时，上帝还以慈祥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缪斯女神正值青春妙龄之际，诗歌呢，则有如秋天成熟的果子，自动落在牛顿——对他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将他称做开天辟地的宇宙世人——的头上。因此，这位宇宙诗人才说：“我们呼他为‘我主上帝’。”(注：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页。)这也就是海子曾经说过的，诗在更多的时候是实体在倾诉；你也许会在诗里听到另一种声音，海子说，这就是“它”——实体——的声音。这里用得上象牙塔里的写作者张爱玲的一句话来描述海子，不过得反过来用：他比时代来得更晚。实际上，对于今天的时代而言，诗人就是来得太晚、搭错了时代之车的“怪物”，有如圣·伯夫满怀惋惜地说波德莱尔：他是个未赶上趟的浪漫主义者。在圣·伯夫眼中，波德莱尔就是一个在浪漫主义早已完结的时代来到人间进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好汉。 诗歌已经湮灭了，这是时下许多人的共同看法(注：参阅辽南、荣炯《太阳老了》，载《艺术广角》，1990年第1期。)。我不敢有其它奢望，只想在这里唱唱反调：把散见在各处的碎片穿起来，也许我们可以由此描出一张关于这个时代的“地下地图”。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全要仰仗我的运气了。 1、晚报时代/小品心态 抓住自己的头发就想飞离地球，白痴都知道这是“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时代和地球一样，也有它自己的周期、恒量、加速度和引力场。我们的时代呢?且听海子的幽默吧： 猛兽：要知道，我们都是反王的儿子。 二人：我们在沙漠上就知道了。 猛兽：兄弟，你们聊吧，我下去练一会靶子。 (海子《太阳·弑》) 我们的时代就这样成了“靶场”(这样说或许有“误读”海子之嫌)。它最直接也最容易被发现的物质体现是晚报。晚报是我们时代的象征。晚报不仅顺应了这个时代，而且还部分地开创了这个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信息的年代；假如此说还有几分真实的话，晚报的出现恰可谓生逢其时：今天的信息是明天的垃圾，明天的新闻恰好是今天的方糖，也就是挂在驴脖子上、能让驴子忘我赶路的那截萝卜。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晚报时代随着商品大交换的来临而来临了。而以晚报为舞台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小品文，生、末、旦、净、丑躬逢其会，少长咸集，恰可谓新一轮的兰亭集会或藤王阁赋诗。 原始儒学经董仲舒、二程、朱熹的精心打磨后，原先那点微乎其微的鲜活(比如“天行健”、“知其不可而为之”、“人定胜天”等等)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正所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禁锢已久、早已心怀不满的人们则另辟途径。道、玄、禅的互相需要以至于“哥俩好、三桃园”似的联手，至迟在明清之际就完成了新一轮的“桃园三结义”：以表达性灵为幌子，把一切重大、严肃的主题通通转化为“趣味”。严羽说得妙极了：“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活活为桃园三结义充当了开路先锋。况周颐则心平气和地呢喃：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注：况周颐：《蕙风词话》。) 果然是老僧禅定、内心恬静，却了无沉重生命的大欢叫，更不用说灵魂在繁复事境面前的巨大战栗了，有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小情小趣。性灵、空灵、舒卷……等等小品特征，把发自人生骨殖深处的悲惨特质视若无物，把时代深处蕴涵的苦难骨髓置若罔闻。我们从不缺少灾难，也从不缺少痛苦，缺少的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深入审视、仔细思考与详加咀嚼。如果考虑到传统的惯性作用，那么，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小品心态”就是晚报时代改头换面的典型心态。小品心态是道、玄、禅结义的结果，其特征是将生命在繁复事境面前的一切反应仅仅转化为小猫小狗似的趣味。——这是一种典型的嬉皮士作风，是超前了几百年的“后现代主义”，假如还可以这样比喻的话。据说中国文化是什么“乐感文化”，“日新之谓盛德”，“天人合一”，“天行健”，“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云云，言犹在耳。李泽厚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李泽厚是对的——假如我们把小品心态拉在一起来考虑的话。 如果小品心态在明清之际是以反击宋明理学的面孔而出现，今天的小品心态则是和晚报时代合谋的一个爪牙，它以文化人的参与、写作者的主动献身为标志。晚报心态的特征是：它快速地展现晚报时代中人的平面化的情感，以及与此情感相关的一切——诚如鲁迅所说，它压出了晚报时代中人的皮袍下的“小”来。一个时代注定需要某种心态，某种心态也注定需要对应某个时代。两者的不合拍，固然是双方的扑空；而一旦握手言欢、青楼梦好，则分明是皆大欢喜，“大红灯笼高高挂”了。M.Scheler在《死与永生》中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晚报心态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一拍即合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