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5；I20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2)05-0091-06 报告文学发轫至今，已近百年。百年来，它直面现实人生，犁进生活沃土，紧扣社会主弦，追踪时代激流，真实而艺术地报道了全球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和历史性事件，以其独特而诱人的文体风范健步文坛。事实已经十分明朗，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的既定程式已不适于规范发展演进中的报告文学的生命质态。当此之时，重新审视报告文学的现代文化身份，进而揭橥其在全球化趋势中可能和必然的发展走向，便显得分外重要而紧迫。 一、你从哪里来：报告文学的现代文化身份 勿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名副其实的批判性文学样态，它的现代文化身份当由此而来。这主要基于三种参照，即存在范畴的社会生活参照，精神系统的意识形态参照，艺术本体的文学背景参照。 (一)社会生活参照：报告文学发轫于社会批判意识 与存在方式的社会生活相比照，任何观念形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主体大脑中反映的产物，报告文学也不例外。报告文学萌生之际，高尔基便热情欢呼：“特写作家的工作‘激流’，好像要从我们现实的皮肤上，把过去的污垢和灰尘冲洗掉，同时使过去的最可耻的怪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语言艺术还从来没有如此真挚和成功地为认识生活的事业服务过。”[1] 批判意识是报告文学的天性。日本学者川口浩认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近代散文，“在它产生的当初，已经带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2]我国学者周钢鸣也说：“更深入事实的核心，更具体地用形象来描写事实，更迅速地执行事实的报道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3] 报告文学的批判力量来自历史文化审视和人性启蒙意识，尤其来自对于真理的挚着追求。“真理是艺术最上乘的原料”。报告文学对于真理的追求，既需要适度宽松、健康的社会与文化氛围，对作家来说，更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人们不会忘记，动乱年月，张志新烈士是怎样为真理献身的，报告文学《正气歌》的启示应该没有过时——“为什么在革命先烈以流血牺牲为代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为真理而斗争还需要流血和牺牲?难道革命先烈的理想就是为后代重新安排一个以流血牺牲为代价去探讨真理的环境吗?”[4]这种发问何等震撼人心!高尔基为写《一月九日》，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因为腐朽者害怕真理为人民所掌握。 报告文学的批判意识和启蒙作用着重表现在——“当新生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还不被多数人理解的时候；当腐朽的事物还猖獗迷漫，许多人还在观望、沉默的时候，更需要我们报告文学的作者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扬善弃恶，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对麻醉事物进行鞭笞。”[5]在这方面，美国记者斯诺堪称全球报告文学作家的楷模。当红色中国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他第一个看到了她的未来和希望，第一个向全世界作了报道。结果是，他被蒋介石赶出中国，回国后又遭到美国当局的迫害。但历史是伟大的，人民是伟大的。约翰·谢伟思的评价很有代表性：“我们怀念他，怀念他那敏锐的记者眼光，他那生动清晰的笔触，他那无畏的勇气，他那深邃的洞察力和他那炽热的人类情感。”[6]我们也记得，当伏契克、方志敏等人身陷监牢、命在旦夕之际，还坚持为正义、真理喊出最后的强音。他们以自己的痛苦、流血和牺牲，试图换得人民大众的觉醒、战斗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进步事业的人们的美好生活，就如基希所说：“我们最敬重的是人的生活。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文学为人的存在和意识服务。”[7]皮埃尔·梅林则从历史高度总结了报告文学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他说：“在流行的报纸日趋堕落的时代里，在统治阶级的机关报越来越成为愚民政策的工具的时代里，在这些报纸的通讯员都成了谎话的传播者的时代里，社会的报告文学者的工作责任比平日更加重大了。”[8]希望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世界进步和人类发展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也祝愿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在努力提高作品艺术品位的同时，不要忽视抑或稀释文本的社会效益。 (二)意识形态参照：报告文学是介于“两种真实”之间的审美情态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创作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因为源自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是个多质粘合的动态泛系统，个中有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等以理服人的社会科学，也有宗教等以神诱人的宗教神学，还有以形象说话、以情感动人的文学艺术。报告文学属于艺术范畴，是来自现实又超越了现实的跨越时空的精神性审美情态。 报告文学的真实，并非客观临摹和简单再现，它同样是也必须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因此，尽管“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像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地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9]。事实上，文学史上从来就不存在无感情、无倾向的报告文学作品。刘白羽曾告诫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你净在枝枝节节、一笔一画上下功夫，却不能把握住精神与实质，把它表现出来，那也就不会使人感到真实，而只能是客观主义的现象罗列了。”[10]可见，报告文学不仅有着倾向性的问题，而且还存在典型性问题，“不仅在于向人们报告生活中曾经发生什么，存在什么，可以而且应该超越生活，使读者从个别人的命运中，从社会一角中，窥见历史的生动画面，聆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11]。正因为报告文学同样具有超越生活、高于生活的诗情画意，它才成其为文学，才具备审美对象的艺术质素。徐迟的报告文学“在对人物和事件的精雕细镂中，渗入浓郁的诗情，深刻的哲理，使作品中奔腾着波涛滚滚的诗的河流，矗立着雄伟壮丽的哲学的山峰，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12]。这种艺术精神，使得徐迟的报告文学总是具有一种生活穿透力、哲学启示性，常常在美的震撼中体悟生活，启迪心智。约翰·里德在撰写《震撼世界的十天》时，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见解贯穿其中——“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人们想知道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想知道是什么精神掌握了人民，以及领袖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怎样。”[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