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4-0073-06 一 从1976年年底《李自成》第二卷出版(第一卷修订本也同时出版)算起，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史。作为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重镇，历史题材小说本身就是一部蕴含丰富的跨世纪文化启示录。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步履的加快，历史题材小说从价值取向到思维观念及艺术审美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日益鲜明地呈现出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固至的表现和与之具有特殊精神连接的“这一个”文类，历史题材小说在现代性展现过程中又不失时机地对“再造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顽强地搏动着本土民族的节律。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这一状况，是派生它现代性特别丰瞻也特别复杂的缘由。同时，也启迪我们对其现代性的评价研究不能简单极端地与“西方性”划等号，而应该融入民族性的丰富内涵。 何为现代性?这当然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笔者赞同美国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观点，将它解释为“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的形式’，一种‘精神状态’”(注：(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第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现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经济指标。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西方较之我们具有明显优势，这就使现代性在他们笔下常常有意无意地被诠释为“西方性”的代名词，流露出浓重的“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这样的现代性是很成问题的，它不仅脱离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现代性的借鉴成为一种纯粹的无“根”嫁接，而且嫁接本身也将蜕变成一种单维线性的活动，无法体现它应该具有的丰富复杂、宽阔开放的内涵。更不要说对西方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超前而有效地进行防范与克服了。 正是在这里，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才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因为历史题材小说虽然写的是过去的历史生活，但它却与传统历史文化具有难以切割的精神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题材小说就是“文化寻根小说”或“文化寻祖小说”。这种文化“寻根”或“寻祖”，就事论事地讲，它仿佛是远遁现实的钩沉索隐，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背道而驰；但从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建设来说，由于它把历史之维植入小说，立足于民族“根”性基础上进行创化，这在客观上是可对现代性陷阱——即“现代性等于西方性”起到一定的调节纠偏作用。特别是在当下西方后现代主义与商品主义的双重夹击中，人们普遍滋生精神无家可归的情况下，这种调节纠偏便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它至少给人们失衡的心态以某种抚慰，满足他们暂时的浅层或深层的精神需要。为什么新时期20多年来历史题材小说一直盛行不衰，深受读者欢迎，甚至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书?除了思想开放环境带来的重评历史可能性与必要性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此。或许受线性思维的影响，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对历史题材小说怀有偏见，言谈之间，每每多有贬抑，仿佛进行这方面创作就是观念陈旧落后，与时代精神相悖。这种观点看似倡导现实题材，富有现代意识，其实不然。它的问题主要就在于将现代性不适当地简单化、单维化了，抽去了其与民族文化同构合一的丰富内涵，将历史与现实在意义链条上的整体关系完全割断。 在了解了历史题材小说之于现代性的特殊功能价值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带现实合理性、更具体确切地探讨其20多年来的创作状况及其走向了。显然，这是一种较为宏观的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的研究。论题的中心拟围绕思想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展开，力图通过这方面的归纳、梳理和总结，为历史题材小说在新世纪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需要指出，中国的历史小说通常是指以一定历史真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作品，它与历史真实往往具有“异质同构”的特殊关系。近些年来，在新的文学观、史学观特别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浸渗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文本叙述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历史依据的虚构性作品也包括进来，并冠之以“新历史小说”名称，这就使原本比较复杂的问题愈显复杂。本文为了避免歧义和论述方便，分别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概念，并将它们连同“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归属到“历史题材小说”这一整体概念上来。 二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轰动社会的《李自成》前两卷的出版发行，新时期历史小说揭开了它雄伟的发展序幕。与之相应，对民族政治历史的反思，不期然地成为众多历史题材小说作家的普遍自觉。翻检当年出版的一批程度不同地打上时代烙印的历史长篇，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星星草》、蒋和森的《风萧萧》、杨书案的《九月菊》、鲍昌的《庚子风云》、冯骥才的《义和拳》和《神灯》，顾汶光的《天国恨》、李晴的《天国兴亡录》等，我们便会深切地感受到作者胸臆中那份浓浓的政治情结，其文本叙事写得最投入、最感人也最具深度的不是农民起义或反抗外侮的题材内容，恰恰相反，而是揭示封建主义君权独裁、摧残人性的那部分文字。由此使得新时期历史小说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反封建的新启蒙思潮契节相符并成为这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反封建恰恰是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新时期文学走向现代性的起点。所以，难怪作家吴越后来在一篇题为《历史小说与反封建》的笔谈文章中，不仅公开声言“每一个从事于编写或创作历史小说的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反封建这个主题放在第一位”，甚至进而认定“一部历史小说，如果反映不出这个主题来，就不是优秀的历史小说，就是没有完成一个有觉悟的作家所肩负的任务。”(注：载《文艺报》1986年6月21日。)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讲，此时历史小说存在的问题也颇为明显。历史政治化叙事的结果，往往有意无意地将丰富繁复的历史生活简单化也平面化了。于是，作者的艺术描写事实上就被锁定或圈围在阶级或民族的范畴之内，很少甚至不敢越出这个范围，去旁涉非阶级的、纯人性方面的内容，一部纷纭复杂的历史几乎被简化乃至等同于一部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史、民族斗争史。不可否认，上述情况的出现自有它的深刻的必然和合理，并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和强烈的政治煽情效果；但是从真实性、艺术性和审美性方面来看，又毕竟嫌简单粗疏了。包括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周熙的《一百零三天》这两部正面表现戊戌变法运动，肯定资产阶级自上而下改良主义，在题材选择和主题思想颇有突破意义的作品也不能幸免；其有关维新变法的叙事同样清晰地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特征，以至政治激情的书写方式潜移默化地取代了文化冲突，遮蔽了文学的审美原则。这一点，只要对照一下稍后的《白门柳》就不难看出，就是与同时期的《李自成》等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如同社会的现代性一样，首先是以政治进步性为先声的，它并不排斥政治；但如果过分粘滞于政治，把历史小说狭义为政治化或泛政治的一种文本创作，就会造成对艺术审美的严重阻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