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2)10-0082-05 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存在，但由于过去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只是新文学史，通俗小说没有自己的位置。1996年范伯群在台北提出“文学女神双翼——纯俗齐飞”(注：“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6月1日至3日召开。)；1998年李陀在美国科罗拉多提出“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注：李陀：《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见林丽君编《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9页。)，通俗小说受到广泛关注，并提出了文学史的重构问题。但目前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研究也有明显的缺陷，大多数主要是分体研究，对其整体创作历史演进的研究还不足。本文试图从整体观照出发，并结合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及相应的新文学背景，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整体历史演进作一个概略说明。 一、20世纪初至20年代：改良主题 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通俗文坛，正如时局一样，五光十色，不停变换。1927年，平襟亚出版了号称“晚近第一部社会长篇大说部”的《人海潮》，第27回借行中人之口说“上海出版潮流千变万化”，经历了五大变迁。一是“像这种‘恨’、‘怨’、‘悲’、‘魂’、‘哀史’、‘泪史’的名目，还在光复初年，轰动过一时”；二是“有人说，武侠小说足以一扫萎靡不振之弊，因此大家争出武侠书”；三是“大家说，黑幕不比武侠小说向壁虚构。这是揭破社会的秘密，实事求是，很有来历，因此坊间大家争出黑幕”；四是“后来潮流又转移到财运上去，财是大家贪的，见报上登着广告说，看了这种书立刻可以发财，有哪一个阿木林不喜欢发财?”五是对当时走势的预测，“发了财之后，饱暖思淫是免不得的”，所以潮流很可能转移到“色”字上去。这里对前四种已经成为历史的出版潮流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心在于上海社会光怪陆离的市民化和世俗化。对未来的预测也大致不错，性的苦闷和压抑，性的放纵与游戏，在20至30年代的文学中多有反映。平襟亚还指出：“上海出版潮流千变万化。这并不是书贾的喜欢变化，是阅者的眼光变化。书贾无非想赚几个钱，不得不随阅者眼光转移，迎合阅者心理，投其所好，利市十倍。”这种变化，实质是世风的变化。 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清末民初改良派的大声疾呼和传统文化中本有的“文以载道”观念相结合，体现在通俗小说中，就是改良社会人心的愿望。民初情形尤其如此，到了20年代才有了明确向着世俗娱乐性大规模回归的表现，而改良主题也并未因此消歇，形成二者并存的局面。 改良主题几乎存在于民初各种形式的小说体裁中。武侠小说如叶小凤《古戍寒笳记》、《蒙边鸣筑记》等，一直到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都可以说是某种意义的“革命文学”。言情小说方面，徐枕亚的哀情小说从情感上说虽是“非人情的痛苦的玩赏”，却也“可见中国社会的罪大恶极了”(注：仲密(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而成为对封建礼教的质疑；李定夷《霣玉怨》虽以哀情小说名世，却隐含改良的社会意义，“我闻诸作者，本书有两大主张，第一，力辟中国蓄妾之风”，“第二，排斥嫁女择聘之谬”(注：鬘红女史：《霣玉怨》评语，见《霣玉怨》，上海国华书局1914年版。)，其《茜窗泪影》、《镜花水月》等则创造了言情小说“革命+恋爱”的模式。社会小说方面，承袭了晚清谴责小说和狭邪小说的传统，一方面是表现社会丑恶而以革命时局为背景，于展示中暗寓褒贬，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李涵秋的《广陵潮》等一批以“潮”为名的作品；狭邪小说演变为20年代的倡门小说之后，“将欧风东渐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融化到小说中去”(注：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何海鸣更是自觉地认识到“我很想与小说界几个卖文的同志先将短篇小说认真地作几篇”，“慢慢地由于抬高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价值，紧挨上世界文坛上去”(注：何海鸣：《求幸福斋主人卖小说的说话》，《半月》第1卷10号，1922年1月。)。侦探小说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本土的创作热潮。程小青1914年开始将“福尔摩斯-华生”模式中国本土化，他的“霍桑-包朗系列作”显示出对法制、理性和科学的尊崇。 20世纪初至20年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以五四为大致界限，此前小说的不同形态，主要是封建的古典小说与改良的“新小说”，尽管欧风东渐，域外小说大量进入，还尚未造成对中国小说的颠覆，中国还是传统写作的天下；但在五四之后，小说的不同形态就变成了新文学走向世界化的“现代小说”与改良形态固守本土的“新小说”(现在已经是“旧小说”了)，二者的距离越拉越远。五四前夕，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1926年，郁达夫在“中国小说的世界化”道路上提出“小说的目的，在表现人生的真理”(注：郁达夫：《小说论》第三章，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版。)，新文学小说的旗帜已经迎风飘舞，这对通俗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使通俗小说实际上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要么放弃世俗化、商业化追求，放弃习惯性的传统写作而进入先锋行列；要么离新文学小说更远，回归传统小说的娱人与教化功能，在小说境界上追求传统的浪漫之思。这在20年代的通俗小说创作中形成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并存，并逐渐分出胜败来。平江不肖生的例子就极为典型，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和《江湖奇侠传》几乎是同时创作、同时连载的，但却明显地代表了两个不同阶段的创作路向。《近代侠义英雄传》“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第1回)，以大刀王五、霍元甲等近代武林历史人物为题材，“民族革命观念与爱国主义精神，与武侠情节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并因“其‘书品’之高，而成为现代武侠小说二三十年代的峰巅之作”(注：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117页。)。这正是“新小说”改良功能借通俗小说形式的具现。他所描写的“武”，也采用了写实的手法，第75回说“现在打仗全用枪炮，能在几千里外把人打死，纵有飞天的本领，也无处使用”，在满腔爱国热情中又包含着清醒的认识，非常难能可贵。《江湖奇侠传》则与此大不相同，写的是剑仙虚无缥缈的世界，趣味是世俗化的，与改良主题无关，但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