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及1957年上半年，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注：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在这些异彩纷呈的理论主张中，就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1957年5月，作为理论权威的何其芳，面对这些质疑，有点无法招架，因为这些质疑者是从“对国内的文学现状不满”入手，指责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导致文学创作的衰落，就创作现状而言，何其芳无力反驳；(注：何其芳：《回忆、探索和希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何其芳文集》，第5卷，3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质疑者虽然后来大都被定为“右派”，这些质疑也被视作“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疯狂”反扑，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毕竟遭到了重创，需要从理论上，尤其从创作实绩上证明“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文学”(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载《文艺报》，1958年第4期。)，无愧于“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的“先进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权威们迫切希望有一批符合他们要求的作品诞生，以解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困境，以证实1957年周扬骄傲地宣布“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的豪语不是一句空话。(注：这是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话，据说是毛泽东的手笔，参看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载《忆周扬》，第217页，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何其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林海雪原》等作品的出现，当作“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的明证，因为“它们刚好正面地回答了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我们文学的污蔑”。(注：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规的初步确立在1953年9月，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提出“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的批评的最高准则”，(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3年第19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作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成了它在中国的确立过程”(注：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3部)，9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与此同时，文艺工作“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被确定为“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3年第19期。)前此，1952年《文艺报》曾展开大规模的“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周扬的报告将这一问题从理论和政策上进一步明晰。此后，周扬仍反复强调“写新的人物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注：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作协讲习所的讲话》(1956年8月)，《周扬文集》第2卷，4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要创造先进人物即正面人物的典型”这一方针也是固定的，迫切的，“因为创造新时代的正面人物的典型，过去没有人做过。”(注：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作协讲习所的讲话》(1956年8月)，《周扬文集》第2卷，4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957年9月，周扬对“新时代的英雄”，作了质的规定，他们是“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高度纪律性的人们”(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第4期。)。到1958年6月前，即侯金镜和何其芳撰文评论《林海雪原》的时候，这一表现新的人物的追求始终没有中断(注：何其芳撰文评论《林海雪原》、《红日》和《苦菜花》，在行文结尾时仍呼唤“新的典型”即为明证：“生活中已经涌现了许多新的人物，我们的文学应该把他们提高和概括为新的典型，使这些新的典型的名字流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成为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见《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规的核心就是新英雄人物的塑造。 以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规定来衡量，《林海雪原》的确符合“表现新的人物”的要求，由于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剿匪的故事，其人物政治身份的正确，对小说的立足提供了天然保护，恰如它的编辑所说，“内容的正确性和故事本身的教育意义是无可非议的”，(注：龙世辉：《<林海雪原>的人物刻划及其他》，《人民文学》，1958年1月号。)同时，《林海雪原》“描写新英雄人物”，具备“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感情”。(注：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2期。)这也是理论权威们一致肯定《林海雪原》的根本原因。而《林海雪原》“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使受教育的读者面更广，也是受到肯定的原因之一，但是“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这些通俗的特点，往往又伴随着二元对立的大简化思路，以及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等通俗小说的固定模式，严重地冲击着“新英雄”的“光辉形象”，这一略近于“雅俗对立”的矛盾纠结于共和国文学中达数十年。其实，在周扬对“新英雄”的理论预设中就埋藏着这一矛盾。 1953年周扬援引马林诺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上的原话，强调以“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格”，以英雄人物“所表现的那种先进阶级的道德力量”，来做千百万群众“学习和仿效的榜样”。(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文艺报》，1953年第19期。)从现代社会控制学的角度来看，周扬的设想有其合理性。当他把“新英雄”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时，周扬自觉地意识到只有“人格”和“道德力量”是最有感染力，最起作用的。他后来明确地点明了“新英雄”的道德力量是作用于群众的情感，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在于“引起人的感情”，如爱和恨等，政治目的是通过艺术效果的实现来达到的。(注：1955年周扬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要夸张，要突出，对正面人物要夸张，反面人物也要夸张，能使人爱和恨，如果正反人物都差不多，怎么能引起人的感情——爱和恨呢?要使主人公的奋斗经过多少阻碍、困难，引起观众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心，对坏人恨，恨透了，这样才有艺术效果，政治目的才能达到，夸张也是党性问题。”见《论艺术创作的规律》，《周扬文集》，第2卷，347页。)现代社会控制理论的创始者罗斯早在1905年，在他社会控制学的开山之作中就指出：“社会典型作为个人的指导全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注：E.A.罗斯：《社会控制》，188页，秦志勇、毛永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控制学说中的“社会典型”，指的是存在于当世的具体人物，而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强调的英雄典型，则是作品虚构的人物。但后者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的作用在其提倡者那里的彰明昭著，使我将二者相提并论。——笔者注)现代国家的社会控制都会采用此一手段，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典型人物，经由掌握、影响群众的情感达致社会控制作用。(注：罗斯几乎说过和周扬一样的话：“……这种感情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社会要求它的成员采纳模范或典型作为他们的理想引起的。这种控制的秘密事实上是我们的热爱或仇恨、羡慕或鄙视等性格和品质。”《社会控制》，169页。)从这一点上说，1950年代塑造新英雄人物的确是实现社会动员和集中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把文学作为教育群众的工具和武器这一点上，以人物作为手段，是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