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章培恒、陈思和两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有关文章结集为《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现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项讨论在《复旦学报》(社科版)进行了一年，可谓胜意纷披，发表了许多有质量的论文，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培育了若干新的学术生长点，称得上是世纪初年学界的一件盛事。 读者从书名不难想见，这次讨论的一个焦点，集中在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与此前绵延数千年自成统系的中国文学在“史”的视野上有效整合，和20世纪的文学自身如何分期的问题上。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原有框架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区分是否合理，如果要按照新的中国文学古今一体的文学史观对之加以调整，应该如何调整的问题。作为这场讨论的一个回响，南京大学的许志英教授在去年底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相继举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同一篇交流论文提出了“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的呼吁，引起与会的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许教授认为：“放到历史的中时段和长时段中去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新变化，仍然属于历史的短时段里的变化，仍然属于‘以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文学，将来依然可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打印稿)由此，“当代文学”岂非无处容身，迫切需要一个“说法”了?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在《复旦学报》的专栏讨论中早已提出过合理的解决方案。陈思和教授在他的题为《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的论文的结尾，用一个段落讨论了“当代”概念，明确提出：“‘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概念，而是一个指与生活同步性的文学批评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也就是指反映了与之同步发展的生活信息的文学创作。……‘现代’一词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的，而‘当代’一词只属于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要区分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其实无甚意义。”这一观点得到了嗣后参与讨论的郜元宝教授的高度认同和精彩发挥。郜教授认为：“‘当代文学’与其说是文学史概念，不如说是文学批评概念，……任何一部分介绍当代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史’都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都不是从史的角度对一段业已完成的文学的充分叙述，而是从批评的角度对身边正在进行的文学的相对比较系统的描写。……初唐有初唐的‘当代文学’，中唐有中唐的‘当代文学’，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当代文学’，这样的‘当代文学’是文学史看不见的本体……而不是任何一种文学史分期的工具。”(《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那么一度流行的作为文学史分期概念的“当代文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陈教授说：“我们现在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提法，只是一种不科学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学位点，没有当代文学只有现代文学，把当代文学归入现代文学的范畴，作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现在正是20世纪的结束之日，我们可以建议由国家教育部与学术界一起为‘现代文学史’作一个暂且的下限的界定，即以‘20世纪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第一阶段，具有文学史性质。而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文学，可作为‘当代文学’范畴，暂不进入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只是作为实践中的文学现象，成为文学批评的对象。若干年以后，再陆续补充到文学史的范畴里去。” 我完全赞同陈、郜二位教授关于“当代文学”概念的思考，也很同情许教授的呼吁，但对许教授所给出的“说法”即“当代文学是指近10年的文学”的观点则不表认同，因为无论是从特殊的角度(即具体考虑90年代文学与此前阶段的文学的关联的角度)还是普遍的角度(即不论文学演化的实际情况如何均以最近10年为断限)来看，人为指定“近10年的文学”为一个可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比肩而立的文学时期，似乎都有点武断。在我看来，“现代”本身是没有终点的，因为所谓现代，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双向开拓，它预期未来，指向远方，只要这两者不被穷尽，“现代”就不会终结。所以一般而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学的底线问题，其实是一个需要无限悬置的问题，就此而言，陈思和教授的持论是非常有道理的。但问题是，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而是所谓“中国现代”的文学。“中国现代”有没有它特殊的“现代性”呢?这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大问题。不过通常情况下，人文社科领域研治“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总是把“中国特色”摆在首位，这就意味着所谓“中国现代性”是一个比较共同的预设。美国的黄宗智教授更是情辞兼具地说：“我们决不能否定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决不能认为现代性仅仅是一个西方的建构而与中国毫不相干。中国自身一直在迫切地努力使自己在这些意义上变得现代起来：提高婴儿的成活率，延长寿命，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摆脱生存压力等等。对于我们这些近现代史学家而言，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无法容纳我们所要做的。前现代本土的概念体系(conceptualizations)充其量构成了我们问题的首要部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另一方面，随着加入WTO和中国社会的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中国现代性”也必将渐渐消弥到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之中去。由此，我们给中国文学史的最近阶段做一个定性化的命名，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不为无因了。至于由此引出的“当代文学”问题，说穿了其实并不是文学史的问题，而是一个现行学术体制和格局需要重新调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郜二位教授的将当代文学学科“文学批评”化的方案无疑最为合理，因为它既避免了这个文学研究部门的被取消，同时也为这个部门获得与日俱新的发展活力、保持对处于流动状态的当前文学的敏感和即时反应提供了可能。归根结底，从其字面来说，当代本来就意指当前时代，而我们所处的当前时代已经是21世纪头一个10年，所以现行体制中的“当代文学”纯粹是一种过去时的政治断代，随着时间的不断延展和累积，这个政治化的“当代”在显得日益笨重累赘的同时，其自身缺乏“代”的规定性的实质也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事实上，在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都极富侵略性的“现代”的笼罩之下，即便这个“当代”具备某些特定质，也终究不免为之蚕食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抱残守缺，就不如索性让它走到前台来，也尝试写一回自己的“优胜纪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