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散文园地，虽无大轰大烈的场景出现，却也草长莺飞，热闹非凡。4月，由北京大学主办、中国散文学会协办、著名散文作家、学者、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专家共同出场的北大散文论坛，在2002年灿烂的春季是一个好的开篇。五月，《散文选刊》在登封嵩山举办了第六届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到会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有40人之多。六月，《美文》杂志和华北油田文联联合举办了转型期散文创作座谈会，有二十几位专家出席。8月，《随笔》杂志又联合北海市作协，在广西北海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全国8家散文期刊在一起交流了办刊经验，探讨了市场走向及散文发展方向。10月，《散文》、《散文海外版》在山东淄博举办了新世纪散文研讨会。而在2002年散文界更有影响力的一次活动，是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的颁奖盛会。阎纲、贾平凹、王充闾、叶文玲等20余位作家获奖。这些活动的开展，无疑为中国散文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下面具体地谈一谈。 一、散文理论方面 在北大讲坛，散文作家作为主讲人，谈了他们创作中的追求，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艰苦跋涉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评点人针对主讲人演讲中涉及的问题，从文学史发展的长河和当下宏观文化背景的大视野加以翔实的评点，并发表了个人的独到见解，许多意见颇具启发性。听众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问题。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人们体验着精神上相互点燃、相互激发的愉悦。论题涉及了散文的沉与浮，散文的大与小，散文的现实关怀和终极追求，散文的书斋化写作和生命激情等，其中“说理与说事”的观点较为引人：在散文的变革中，政治概念性的散文少了，带有思想与哲理的散文多了。但是在阅读当中，更多的读者乐意看到带有“事”的作品，这个“事”就是要写出生活的原汁、生活的实感。在事实中写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有的作品空虚无“事”，概念化的东西成堆；而有的作品则把“事”写得很繁杂，而缺少思想。因而强调二者的统一是必要的。这一观点与另一观点“有意思的和有意义的”有些相通之处。任何作品都有一个秘结，有的是在回忆，有的是在追思、有的是在怀念。历史上伟大的作品都有它的“秘结”。正因为有很多秘结的东西在里面，才会有真情，有了真情，作品中才有诗意。贾平凹即是发现了这种“意思”来自于作家的情感“秘结”。这也就是我们平常看一篇散文一开始就能抓住人的原因所在，那不是因为某种意义，而确实是因为它让人感到有意思，也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意思和有意义可以说是并列并存的，也可以是分列的，一般来说，也正是因为有了“意思”，才产生出了意义，处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中，人们会遇到许多生活中的、文化中的问题和困惑，单单追求“有意义的”文章不足以说服人们，而将有意思的东西引入散文，恰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感染力。另一个较为引人的问题是，早在前些年散文界就提出了走出书斋化写作的误区，到生活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因而出现了“黄河系列”、“长江系列”、“新疆系列”、“云南系列”、“西藏系列”等等的散文丛书出现，使广大的读者更多的是从散文方面了解了中国西部的人文景观和作家们的心态体验，但是，没有激情的书斋化写作，依然充斥于报纸杂志中，这也是大量的地方报纸的扩版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许多人正是由于缺少当代生活的体验和观察，才缺少写作的激情及凸现在作品中的个性，尽管他们在作品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并以这些事例说明了某些道理，但都不能遮蔽那种掉书袋的感觉。 “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就当代散文在创作理念、选材、形式、篇幅和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有专家谈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重心由诗歌到小说到散文的嬗变过程，说明了读者的欣赏口味由虚到实的变化，散文的内容也应由虚到实作出调整；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中，针对文化的后殖民现象，强调散文创作应当坚持中国立场，反对当前社会严重的文化自虐和自毁现象。在谈到散文创作的具体问题时，有专家提出了“当代散文与当代不对称”的说法，说这些年经济、科技包括文化方面的美术和音乐等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散文二十年来变化不大，写当代、写生活的作品当代意识不强并缺乏当代美学品位。也有人提出当前的散文创作关注农村的少了，一些写乡村的散文，在“乡村语言”的运用中也显贫乏。 我们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全面的、全新的发展的社会变革之中，似乎也可以说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时代生活之中。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门类都在主动地或被动地进行着或接受着某种转型。这种转型的行为有时左右着思想与观念，而思想观念反向又支配了转型的行为。那么，社会生活的转型，促使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文化需求的转型，也必将对散文这种文体有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当代散文的位置不再是报纸、杂志中的边角料，而成为一种主打的文学形式，报纸副刊的散文化及大量电视散文的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散文书籍的热卖，并不亚于走红的小说。此外，人们对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散文不再是以往百花园里一成不变的小花小草，其大量的引种和移植，已使这个园地万花盛开，丛林茂长。另一个散文转型的标志是具有新姿态的作家和作品的出现，这些作家同八十年代活跃文坛的散文作家相比，无论从思想观念上还是创作手法上都有着显著的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那批作家在找不着感觉的情况下，悄然退伍或转业了。这种现象相对于小说界来说，是值得研究的。 二、散文创作方面 在创作方面，2002年有了李存葆的《东方之神》、卞毓方的《独秀的另类“文存”》、贾平凹的《通渭人家》、冯骥才的《巴黎的艺术家们》、林非的《散文二题》、铁凝的《怀念孙犁先生》、史铁生的《想念地坛》、朱增泉的《我惦记着两位西部士兵》、刘心武的《拼贴北京》、余秋雨的《苍老的河湾》等散文名篇，也使我们有了硕果累累的感觉。《东方之神》巧妙地糅以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科学知识与内容，写出了一个由史实而传说而文学而艺术“图腾”的东方之神关云长。一篇散文的容量，不亚于一部传奇小说或一部史学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李存葆近些年一直以系列的大散文为主攻方向，他的《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飘逝的绝唱》等都深为读者所喜爱。卞毓方接连写出了一批众所周知的文化名人，可为一篇一个视角，一篇一个炉灶，让人眼界开阔，品味不烦。对这种既不能违背生活真实，又不能囿于历史史料的写作。卞毓方的散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文本。余秋雨是以写文化散文而被广大读者看好的散文家，他在写域外观感的同时，今年有一篇《苍老的河湾》，与他以往的创作有所不同，他以深厚的情感，引入自己过去的生活，实则揭示了十年文革期间，他所经历的事件和所受到的委屈，可谓是对前一段他所受“攻击”的一种不带锋芒的反击。作品写得真实、生活而感人。军人出身的朱增泉以一篇《我惦记着两位西部士兵》，在军旅散文中受到瞩目，作者在自然的叙述中，渐渐让人感到真挚的情感，善良的关怀，也让人看到军旅中那种特有的情谊。在被称为学者散文的作家中，北大教授王岳川把对《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的阅读做了一番研究性的随想，在《经典闲读》中，他的观点离奇、好笑，又似合情理，让人觉出另一种阅读的味道。何向阳的《长河行》，写毛泽东与黄河的一个公众的梦，两个私己的梦。写得洒脱酣畅、大气磅薄。王宗仁戍边多年的经历，使他一直摆脱不掉西部情结，《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是作者的一部长篇散文，写出了唐古拉山的风雪以及这风雪中充满人性色彩的故事，独特而神奇。这一类的好散文还有李元洛的“绝句之旅”系列、张抗抗的《难以缄默》、刘长春的《消失的原野》、李木生的《李白当年生活的好吗?》、雒青之的《也说王道士》、周同宾的《历史的乡野》、赵致真的《追寻永乐大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