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2)04-0428-05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大家，也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和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创者 ，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张恨水小说的独异的“章回体” 文本形态，使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寂寞复杂的矛盾性存在。长期以 来，张恨水始终作为新文学的“旁观者”而存在着，对他的研究也就相对薄弱。自1930 年严独鹤为《啼笑因缘》作序起，张恨水研究已历经70余载。在这七十年间，张恨水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张恨水创作的本体性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单化 “定性”争论，且每一时期张恨水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本文拟从三个不同 的历史时期，对张恨水研究进行简约的述评。 一、“围剿”与“盛赞” 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及其影响力都达到了他艺术生命的巅峰。然而，带 有“左”倾色彩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评此时已成为文坛的主流批评话语，新文学批评 家们沿用文学革命初期的“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坚 持新优于旧、新取代旧的价值判断，认定张恨水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新文学园 地里的一棵“臭草”，张恨水则是“旧人”，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应该毫不留情地批判 淘汰，正如郑振铎所言“新作的章回小说，很难达到文艺的标准，尤其是意识方面，作 章回小说的人，认识不够”。[1](P32)新文学家们无法克服对“章回体”及张恨水的偏 见，大都对张恨水采取了压迫性的鄙视态度，在对张恨水的小说展开了“围剿”，其批 判的焦点也大多集中在张恨水小说的“意识方面”，而且往往流于简单化、粗暴化，具 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狭隘的偏执情绪，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帮派性，无产阶级意识形 态研究成为张恨水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张恨水的“文学”意义被普遍“忽视”。 1933年6月钱杏邨发表的《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是三十年代意识形态批评最具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钱杏邨从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出发，对张恨水及其小说创作作了全面审判和“清算”。钱杏邨明确 指称张恨水为“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小说创作的“认识”，“大部分是建 筑在封建的意识形态上的”。因此，钱杏邨一方面认为张恨水的小说艺术上“ 缺乏真实性，……是过去作家的滥调与空想”，“连新闻通信都不如”，“如其说是‘ 小说’，不如说是‘胡话’”；另一方面，钱杏邨站在当时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对张恨水作品里的“意识的问题”即“阶级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指出， 反映在张恨水作品里的“阶级意识”是“不纯粹的”，既“包含了强度的封建意识，也 部分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要素”，这正是张恨水小说“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市民层 所欢迎的理由”。[2]无独有偶，另一无产阶级批评家夏征农在《读<啼笑因缘>——答 伍臣君》一文中，沿着与钱杏邨相似的思路，展开了对《啼笑因缘》的批判。 夏征农既承认《啼笑因缘》“无疑的是最能把中国复杂的社会错综地表现出来的一部著 作”，同时又认为，“就其社会意义上讲，就其艺术的评价上说，均是失败的”，由于 张恨水的有产者的世界观，这部小说“歪曲现实，逃避现实”，“是小有产者对于现社 会不满的政治上的一种反映”，显现了“有产者掩不住的‘土老儿’相”。[2]茅盾在 《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啼笑因缘》是小市民文艺中的“一 种半封建的形式”，“感伤的气氛多”。[3]冯雪峰则认为，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 “不仅在文学上的价值等于零”，即使从对旧社会的谴责而言，也是“连篇话柄，仅足 供谈笑之资而已”，在艺术上，则是“黑幕小说或近于黑幕小说的办法”。[4] 与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批评不同，严独鹤的《<啼笑因缘>序》则从客观的角度 ，对这部小说作了独具慧眼的“艺术上”的批评，并从“描写的艺术”、“著作的方法 ”、“全书的结局和背景”三个方面，探讨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上的成功，“《啼笑因缘 》是于描写的艺术方面和著作方法的操练纯熟，而博得了一般读者的共鸣”，[3]严独 鹤用“不同凡俗”来概括“小说家张恨水”的作品，指出“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 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中肯且富有学理性 。 进入四十年代，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抗战以来，文坛上的“反思”色彩日益 浓重，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形式的意义和价值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时代情绪中得以再认 识，时代趋于对张恨水的“认同”。虽然这一时期的张恨水研究仍然缺乏深入，缺乏真 正富有理性的价值判断，但与三十年代那种激烈的狂执的批评话语不同，无论是批评视 点还是话语方式，都更趋于宽容与平和。四十年代的新文学批评家们从民族意识出发， 开始用历史的和时代的眼光，重新看取张恨水及其章回小说创作的意义，对张恨水创作 的民族性意义和大众化的艺术形式给予了最初的积极评价。徐文滢的《民国以来的章回 小说》最早为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作了“辩正”。针对许多新文学家称《金粉世家》为“ 黑幕小说”的说法，徐文滢认为《金粉世家》是一部“精心杰作”，是“民国红楼梦” ，其艺术上的成功，是“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许多新文艺作家们所还未能做到的”。[7] 与此同时，佐思(即王元化)在他的《“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的文章中，从“ 人生观”和“艺术观”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张恨水与“礼拜六派”的旧小说家们的不同 ：张恨水的“细腻的观察力”、“活泼的描写手腕”、“严肃的写作态度”，特别是他 的“不伤感，不悲观，不失望”、“冷静地跟随大时代走”的人生态度和信念，是“礼 拜六派”的小说家们可望不可及的。并指出，张恨水的“国难小说”“充满了民族解放 的思想”。[2]宇文宙则从时代的角度，着重论述了这部小说的“历史的现实感”，并 预言，张恨水必将从“悲愤与感触”中走出来，找到为“理想的境界”奋斗的“战斗的 道路”。[5]潘梓年则从另一角度总结了张恨水的意义，称张恨水是“一个自强不息， 精进不已的作家”，盛赞他的“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明确的进步的立 场”。[6]老舍则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是个“真正的文人” 、“真正的职业写家”，“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