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1-0061-03 一 穆旦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出现给新诗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当时的诗坛也给予了必 要的关注，随后是长久的有意忽略。新时期以来穆旦在诗坛的地位逐渐提高，到1994年 海南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将穆旦列在首位以来，其地位似 乎更是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作品也得到了诗歌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虽然穆旦 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专门成果，至少也已初具规模。(一)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九叶集》的出版，使得穆旦诗作在被掩藏三十年后又为人所知。198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杜运燮编选的《穆旦诗选》进一步推出了更多的作品；(二)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 87年出版的穆旦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迄今为止依然是穆旦研究 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参考性文件，在很长的时间内深刻影响了穆旦研究的深度和格局 ；(三)1996年9月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李方编的《穆旦诗全集》是穆旦研究在资料方 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并且第一次整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年谱，从此保证了以后研 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有了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围和依据，这本诗集的编辑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近来有研究者发现了诗集之外的穆旦作品，但稍稍比较一下就知道诗集实际上只 遗漏了两首诗[1]，这也证明了诗集编辑的认真和严肃；(四)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虽然分量并不很大，但也可算 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两本文集都是研究论文和纪念回忆文章并重，这也说明十 多年过去了，穆旦研究尚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资料收集工作的任务还很大，至今没有 一本穆旦传记或评传就是一个证明；以上四项是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成果。以后只是一些 单篇的论文，但在整个穆旦研究中，单篇的论文分量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四本书，而只 着眼于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在具体的描述之中，结合李怡的《穆旦研究论著编目(1 945—1995)》(收前述《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一书)，重点补充1996年至今的研究成果。 二 在李怡的编目中，四十年代的论文收了七篇(可以稍作补充的是袁可嘉的《诗与民主》 一文，将徐志摩的“抒情诗”和穆旦的“戏剧诗”作了比较[2])这些写于1946年至1948 年三年间的文章，几乎都是出自“九叶”同人之手，又都给予穆旦同一流派中的最高位 置，被视为现代诗艺探索的“旗手”。这一方面表明现代派和穆旦的探索在当时还没有 产生相当的影响，一方面说明穆旦的诗艺探索达到了同派中最为显著的地位。前者源于 现实的纷繁多变，后者则为新时期的研究奠定了基调，穆旦的诗代表了“九叶”的最高 成就，同时又远远超出流派的范围，被认定为中国新诗的一个总结性的成就。96年以后 的研究，一般都很少结合整个“九叶”的情况，而单独对穆旦其人其诗作整体或细部的 研究，应该是出于这种理由。 王佐良写于1946年的《一个中国诗人》是最早也是四十年代最有分量的论文(收1945年 自印诗集《穆旦诗集》)，文章以诗一样的语言去描述穆旦的风格和探索，指出了穆旦 诗歌的丰富，“一种受难的品质”和“一种猝然，一种剃刀似的锋利”。本文还有一个 对后来的研究以至于诗歌观念都有极大影响的论点，即认为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 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这一点经常为人引用 ，成为立论的基础。较为代表性的如谢冕在《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论 及穆旦的基本立场就基于此，认为“因为他有对于传统方式的果决的反叛(所谓的‘彻 底的无知’[3])，因而他拥有了一份孤寂。”“穆旦是在凭藉大众和民族的名义下复古 潮涌之中的一座未曾淹没的岛屿。”这种观点与全书的思路是一致的。但这种观点本身 却值得慎重推敲。王佐良先生在为前述1996年版的《穆旦诗全集》写的序言里其实已经 委婉地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观点，他读出了“一种高雅、一种纯真”，“他对于形式的注 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就在这篇序里，王佐良先生有一个目前还不大为人重视的观 点：“虽然他已写了不少好诗，人们期待他写得更好。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发展潜力的诗 人之一。”“潜力”二字暗示了王佐良先生的一种判断，即穆旦因为某种并非自己的原 因而没有充分地完成自己的诗艺，这与我们目前把穆旦视为中国新诗的总结性人物和最 成熟的诗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可供参考的说法，可能并非定论。谢冕 先生在为同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中，也委婉地修正了以 前所说的穆旦对传统彻底无知的看法，而提“艺术上的独立精神。”“我们不能忽视穆 旦作为学院诗人所具有的‘书卷气’。”同样读出了穆旦的“高雅情调”。而袁可嘉先 生在1987年写的《诗人穆旦的位置》一文中就说：“这种现代意识既有外来的影响，更 有内在的传统和实际的需求。”(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书)。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 认定：穆旦对于中国诗歌传统不是无知的，而且诗人对传统的无知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他 拥有的一种优势。穆旦诗歌有意屏弃了古典气息，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他对于古 典的彻底无知。而且他的特色也不会是在于“非中国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周珏良先 生四十年代的分析就已经是非常到位的，“穆旦是从人人的语言中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而这个语言或许也可以替他找到了读者吧?还有穆旦在《甘地》一诗中用极近口语的文 字写出了庄严的诗，在白话文已被提倡了二十多年的今日，而每有大制作还是觉得此种 文字不够典雅非用文言不可的时候，这种成就是特别可注意的。”[4]周斑良先生敏锐 地感受到了穆旦诗歌语言对于“白话文已被提倡了二十多年的今日”诗坛的意义。从新 诗与口语的关系入手，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一 文就以“白话、口语和散文化”为一节从这一角度专门论述了穆旦诗歌语言对胡适的白 话诗理想的成功实践、对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纯诗”追求中所暗含的古典“雅言 ”传统的冲击。[5]当然，这与前面所说的“书卷气”、“高雅情调”又有出入了，不 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说大家已对穆旦的诗歌有了一个真正客观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