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2)04-0070-08 1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地成长壮大，离不开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出版业无疑 是五四新文学大厦重要的建设者之一。五四期间，由于出版业实力增强以及大批新文化 人加入出版工作，出版业与新文学建构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共结连理、互相促 动，甚至相依为命、携手并进，一起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这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版业直接参与孕育并催促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1915年陈 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作为新文化运动 开始之标志的《青年杂志》，其降生就有赖于出版业的支持。1915年，在政治上屡遭失 败的陈独秀开始体认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而启蒙必须要有传播启蒙思想的阵地。据汪 孟邹回忆，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 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1](P32)出版一份前途难卜的刊物， 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尤能显示出版人探索前路的胆识和魄力。虽然《新青年》创刊后步 履坎坷(曾几度停刊)，但还是在亚东、群益等出版机构的支持下最终走出困境，成为一 个新时代文化的标志性期刊。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 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文论，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应运而生和现代文学的正式 肇始。于是，“《新青年》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和最重要的文化阵地。赖此 ，《新青年》同仁既可以淋漓酣畅地发挥其创造潜能，写出正面提倡和阐发新文化种种 主张的华彩篇章，亦可有针对性地对种种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给予必要的反驳与批判。同 时在其它许多进步刊物的响应、声援与互补、映衬下，将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 推向高潮”。[2]由此可见，五四文学的“顺产”确乎得益于出版业这一“产婆”的悉 心呵护，这当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二)出版业不仅策动了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现代化文学的降临，而且在五四期间它 本身也成了先驱者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学作家驰骋文坛的重要阵地。《新青年》、《新潮 》、《小说月报》以及著名的“四大报纸副刊”等等，都是刊载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的 重要刊物。这些刊物要么掌握在新文化人手中，如《新青年》、《新潮》等，要么背后 有具有新思想和开明眼光的出版人支持，如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 由于其价值取向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基本一致，所以支持新文化运动，扶助新文学就成 为众多刊物的宗旨。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新青年》且不说，《新潮》、《小说月报》等 都曾公开表明以创造新文学为己任。《新潮》创刊时的三要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 义，革新的文词”中[3](P62)，就体现了文学革新的精神；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更是 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3](P74)既然众多的 新刊物都以创造新文学为指归，那么它们就理所当然地吸引、集聚了新文学作家的注意 力并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主要园地。必须指出，寻求出版业的支持，是当时文化人尤 其是文学团体实现自己新文学梦想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如郭沫若等人在筹组创造社过程 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 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 切。”[4]也正是由于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的支持，《创造季刊》、《创造周报》、《 创造日》才得以问世，创造社中那批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才子们才有了用武之地，创 造社也由此成为与文学研究会比肩的文学团体。其后蜂涌而起的诸多文学社团都依靠或 自己拥有出版社，就连那些没有加入文学社团的新文学阵营中的散兵游勇亦是凭借新文 学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因此，朱光潜曾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 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5](P126)正是有众多出版社和出版 物的支撑，五四新文学才在近代文学积累的基础上经短暂酝酿之后很快呈现出了勃兴的 局面。 (三)五四新文化人士普遍与出版业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主要 体现为两种形态：其一，五四时期有一部分新文化人、作家“寄生”在出版业之上；其 二，许多新文化人、作家直接供职于出版机构或自身就是出版家与编辑家。同晚清文化 人相比，在五四文化人身上可以看出明显的代际更替现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抛 弃了对传统的依恋，崇尚自由和西方文化。而这种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往往是以独立的 经济来源为后盾和保障的。诚如李大钊所言：“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 [6](P4)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一)教研收入；(二)写作收入；(三)演 出收入等”。[6](P5)除少数剧作家外，五四文化人基本是靠前两笔款项来维持生活， 其中靠“爬格子”、“卖文”从出版业方面获取的款项又是所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五四作家中，还有些人和出版业的关系更直接，他们或供职于出版机构或本身就是出 版家和编辑。前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沈雁冰、叶圣陶等，后者有鲁迅、郁达夫等。对出 版业来说，这些新文学作家的参与给其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同时也为其带来了 经济效益。而他们加盟出版业之后便能很快协调好出版业对时代思潮的呼应。如新文化 运动之初，商务印书馆曾一度保守，受到了孙中山以及一些新青年的指责。罗家伦也批 评了商务的《学生杂志》和《东方杂志》。[7]为了改变现状，张元济起用章锡琛、沈 雁冰等新文化人分别出任所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依靠他们对这些杂 志进行全面改革，从而使其适应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需要。而这种改革也给商务带来相当 丰厚的利润回报。[8](P751)与老牌出版机构不同，五四文化人独立创办的新型出版机 构和原有出版机构的竞争也对后者构成了挑战，同时也促使后者在竞争中不断革新。在 传媒相对单一的五四时期，出版物是新文学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对出版业的掌握和控 制可谓是新文学得以发展和壮大的关键。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适应这种要求，基本上主 导着出版业和出版物的发展方向。由于他们注意向出版业注入自己的价值观和美学观， 这自然有利于新的思想原则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张扬。比如《小说月报》原被鸳鸯蝴蝶派 所把持，但自1921年沈雁冰任主编后，就将办刊方针改为“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 尽贡献之责任”。[3](P77)从此，鸳鸯蝴蝶派被排挤出其“世袭领地”，《小说月报》 也转型(这本身也是文化创造)成为译介西方文学和发表新文学的主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