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4-0116-008 三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关系紧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 面，谈论京派，就会自然地谈到这个副刊。沈从文的那篇有名的引发“京海之争”的《 文学者的态度》，就发表于此[1]，它给人们的印象太过深刻了。此时，先后主持这一 副刊的几位编者——杨振声、沈从文、萧乾，都是京派的重要作家，在这一副刊上几乎 可以看到京派最完整齐备的作家阵容，以及他们一部分最重要的创作和批评。这个副刊 还出面组织周期相对固定文学的聚会，谈诗论文，充当着联络和凝聚京派新老成员的纽 带，提携擢拔了大量文学新秀。业已彪炳史册的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也正 是这个副刊发起并组织的，评委班底多为京派的头面人物，更是扩大了京派的社会影响 。 “文艺”副刊俨然是京派作家自家的园地，集中了他们大体一致的愿望和喜好。他们 精心耕作，苦心经营，坚持着自己那些或许有点不合时宜而总显出几分寂寞的文学理想 。对这个副刊做些整理和评述工作，将有助于理解京派文学的特征，当然也有助于评估 京派文学的历史地位。 一 1933年8月，沈从文和杨振声离开青岛大学回到北平，应约为《大公报》编辑“文艺副 刊”。“文艺副刊”第一期于1933年9月23日出刊，此后每周出两期，从1935年1月6日 第133期开始，改为每周出一期，直到1935年8月25日，前后共出刊166期。萧乾自燕京 大学毕业后，由杨、沈推荐，接过大部分编辑任务，刊名由“文艺副刊”改为“文艺” ，第一期于1935年9月1日出版，每周一、三、五、日共出四期，沈从文仍负责周日的“ 星期特刊”。到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后，“文艺”编辑部也移至上海，全 部由萧乾编辑。1937年3月10日第308期开始，减少了周一的版面，改为每周出三期。直 至1937年8月天津沦陷，《大公报》天津版停刊，“文艺”也随之停出，共出刊371期。 这正是“文艺”副刊最显京派风采的时期。 三、四十年代的《大公报》为适应时局变化先后有多种地方版，“文艺”在当时几为 跨越时期、版别最多的一个副刊，除天津版、上海版之外，抗战时期另增汉口版、香港 版、桂林版、重庆版，萧乾1939年赴英国之后推荐杨刚接编。战火中的“文艺”面目殊 异，毫无例外地成为宣传抗日战争的阵地，失去了从容却又因战斗性而辉煌。正如京派 在硝烟炮火之中风流云散，作为京派阵地的“文艺”副刊，也因战争的到来而不复存在 。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最长寿的中文报纸之一，自1902年创刊至今，经过多 个历史阶段和出版时期，几历磨难，几经重生。它既不是政党报纸，也非商业性报纸， 而是一份并不多见的由文人担纲的报纸，基本反映着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的观念和立场。尤其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主持，前后23年的“新记《大公报 》”阶段(1926年复刊至1949年)，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将文人议政的传统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中国文人历来对家国怀有深沉的责任感，到了近 现代，办报议政已为他们表达心愿的一种有效途径。《大公报》同人明白地表示，他们 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报纸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按 照他们对“不党”的阐释，报纸对党派政治不中立、不回避、不袖手旁观，而是要表明 意见和态度，但是无意和实际政治发生特别的联系。这份报纸在经营方面也自有一套成 熟的做法，报社经济实力逐年壮大，但盈利倒不是它的兴趣所在。按胡政之的说法，他 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 饭吃就算了事”[2]，简而言之，就是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大公报》这种 与政治、商业保持适当距离的态度，和京派文学标举自由独立，非政治化、非商业化， 真是再契合不过了。京派作家藉《大公报》，以“文艺”副刊大显身手；“文艺”副刊 因以京派文学为基干而体现出《大公报》的思路。似乎很难想象，像“文艺”这样一个 张扬文学独立自足性的副刊，会出现在其他党派色彩浓厚或商业气息弥漫的报纸上。 拥有种类齐备、品位不凡的多种综合性或专门性副刊，是《大公报》业务上的一大特 色。《大公报》特约社外一些学者专家参与编辑副刊，以此保证了副刊较高的质量和品 位，也扩大了在社会上的影响，此法堪称一绝，并逐渐形成惯例。三十年代《大公报》 先后有过几十种专门性或学术性副刊，多半由专业人士编辑，像画家司徒乔编的“艺术 ”，哲学家张申府编的“哲学”、地理学家张其昀编的“史地”，军事家蒋百里编的“ 军事”，还有一些副刊径直依托蜚声学界的专业学社、研究院所。这般强大的副刊编辑 队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没有其他任何报纸可与比拟。 在杨振声、沈从文受邀编辑“文艺副刊”之前，《大公报》已经有一种文学类的副刊 ——由吴宓编辑的“文学副刊”。它创刊于1928年1月2日，有研究者认为它在当时《大 公报》诸副刊中是学院气最浓的一个，“多为文学界大师们的宏论”[3]，到1934年元 旦出至第313期后停刊。同样是文学类副刊，在沈从文他们的“文艺副刊”登场后不久 ，“文学副刊”便淡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兴，先后问世的“四大副刊”(注：指上 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晨报》副刊“ 晨报副镌”以及北京《京报》副刊。)充任生力军，热烈呼应，光彩照人，是时《大公 报》正在安福系军阀掌握中，安福系的垮台更是将它拖入泥潭，它于新文学的态度多少 有些暧昧，先为采用白话文上保守和滞后(注：“五四”后出现众多使用白话的报刊， 仅1919年就有400多种白话报刊出版，而包括《大公报》在内一些日报的电讯新闻，直 到三十年代，仍有很大部分使用文言文。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第一万号出版纪念 特刊，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肯定了《大公报》的成就，但在使用文言文的问题上 表示不满：“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懂的古文记载新 闻和发表评论?”对此，张季鸾在同日刊登的《一万号编辑余谈》中表示：“适之先生 嫌我们不用白话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用白话文。”1934年1月7日，《大公报》新 设“星期论文”栏目首篇发表胡适的《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文中胡适取1934年 1月4日的《大公报》为例，据他的统计，当天报上用文言的合计有四版，用白话合计只 有两版半。此后《大公报》的社评、新闻等，逐渐由浅近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后又 请出类似“学衡”主将吴宓这等角色，即为显例。《大公报》甚至在1933年到1934年的 时节，距离文学革命的发生已有十多年，此时，白话文在全国的全面推行已显必然趋势 ，有的地方政府一切公文都已改用白话。《大公报》此时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与十几年 前大不一样了，要成为现代大报、赢得最多的读者，自然要与时俱进顺应时势，不再使 用“死文字”。1933年下半年新增设由新文化代表人物编辑的“文艺”副刊，同样是顺 应时势转变的一个明智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