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5-0147-05 死亡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可以相信，只要人类的生命还无法避免走向终结，死亡都将 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真正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品格的萌生与发展因素，与其说是源于文学主题的历时态迁演，还不如说是由文学“ 文本书写方式”与“文本表达效果”所决定与推动的。本文以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 作为观照对象，希望在古今中外文化、文学背景的聚焦下透视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以 期揭示出中国现代新诗“现代性”品格熔铸与生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尽可能地突破 诸多二元对立的述史模式，力图从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对峙与融合之中走上综合 性阐释的路径。 一 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包含的死亡意识属于古典形态的认识论范畴。大略言之，计有以 下四种： 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死亡的认识是现实性和伦理性的。孔子绝不是日 本学者今道友信所说的“没有关于死的言论”[1]，他是从真理追求和道德人格实现这 两方面来探讨死亡意义的。《论语·卫灵公》宣扬“杀身以成仁”，认为死亡并非无意 义的肉体消亡，而有更大的价值存在，那就是“仁”；《里仁》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将死亡的价值定位于对真理即“道”的追求之上。正是这种基于死亡伦理性的价值 体认，沉淀为中国人的内在文化心理，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爱国主 义篇章。 这种注重死亡价值意义和伦理精神的诗歌写作路径，对战乱频仍中忧国忧民的20世纪 热血诗人们来说，仍不失为一条首选的可行路径。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经常可以读到这 样的作品。如郭沫若《湘累》：“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我们为了他—— 寸心儿早破碎了。/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你 们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郭沫若经常以屈原自况，而屈原的忠君爱国精 神在传统中已经成了一种文化象征，表明诗人郭沫若对于爱国传统的自觉归依。《凤凰 涅槃》中的凤凰，为了打碎这个“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茫茫的宇宙 ”，不惧自焚的结果——“死亡”，而且欢乐地高唱。从诗歌创作流派而言，20年代的 普罗诗派、30年代的中国诗歌会、40年代的七月诗派等，诗歌创作中的死亡意识，都是 这种注重死亡的价值意义和伦理精神的高昂的超越式书写。七月派诗人写到死亡，目的 并不在于思索、表现死亡本身，不是要去思索和表现死亡以后的状况，其出发点是要赋 予死亡以仇恨的意义，要“以生命为誓”，去争“自由的旗帜”，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战 斗精神和革命者的乐观情怀。应该说，在现代特定年代的风云岁月里，这种对于死亡的 超越式书写与对于生存的热烈追求，是代表着时代主流精神的，同时也暗含了中国传统 文化主流对于死亡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更加富有历史依据与现实意义。 第二，道家文化之于死亡意识的辩证性思考和主体性体验。老庄承认死亡的客观性，认为死亡是无可回避的生命自然现象，如《老子》七十六章所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坚强”；同时又认为死亡之外存在着一种超现实、超物质的不死精神，如《庄子·齐 物论》所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 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消解了死亡与生存的严格对立性，在思维上构成相通合一的 共同体。老庄的死亡意识是辩证统一的，其绝对的相对主义方法论为等生死、齐万物建 构起一座永恒的精神庙宇。老庄的死亡意识富于审美化的诗意，没有严整的逻辑秩序可 供寻觅。其时空观念不是物质或物理形态的，而是富有自由象征、随意想象的特质。道 家视生死为可以自由往来、绝对同一的两个存在场，在他们笔下，死去的骷髅仍可复活 ，真人是“不知说死，不知恶生”的精神长存者。道家文化中关于死亡的思考之于后世 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它的崇高的超越性和浪漫的诗意冥思。 不少中国现代诗人视死亡为“美”，刻意挖掘死亡的“形式美”，达到“恶之花”的 美学效果，这种追求有其外来影响，但道家文化的潜在作用还是巨大的——它为类似创 作作了心理与理论的预设。朱湘《葬我》：“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 绿荷叶的灯上/萤火时暗时明——//葬我在马缨花下，/永作着芬芳的梦——/葬我在泰 山之巅，/风声呜咽过孤松——/不然，就烧我成灰，/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 去/无人知道的地方。”(1925.2.2)死亡在他笔下成为一个美好的过程，一幅画，一首 浪漫恋曲。即使是闻一多在悼亡他早夭的女儿立瑛的三首诗《忘掉她》、《也许》、《 我要回来》中，他也将死亡写得极富美感，如《也许》：“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 许清风刷上你的眉，/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撑一伞松阴庇护你睡，/也许你听这蚯蚓 翻泥，/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便很 难从新月派诗作中读出常人对于死亡势所难免的伤感与悲痛。这种死亡书写方式，与道 家文化视死亡为与“此在”人生相通的“彼在”世界观念相一致。 第三，杨朱立足于现世肉身感官体验享乐主义的为我、贵生和享乐的死亡意识。这在 注重群体性伦理的传统中国，是被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身却有真实人性的现实依据，它 作为潜在的思想之流涌动于中国人的心灵沟壑，数千年而不绝，实无异于一剂反抗“群 众狂热专制”的清醒药。《列子·杨朱篇》说：“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 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又视“丰屋美服，厚味姣色”为生命的最高追求，“有此 四者，何求于外?”死亡会消解一切，包括所有的生命差异性，死亡来到之前的所有功 利行为，都是无意义的、违反生命本质的，这就使杨朱把为我、贵生、纵欲、享乐当作 生命游历的价值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