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作诗如作文”与宋诗的“以文为诗”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803(2002)03-0013-05

      一

      “作诗如作文”是胡适新诗理论的核心，其基本涵义是指作诗要如作文、说话那么自 由和自然。这种自由自然的诗学主张其实是胡适为中国白话新诗这一新的诗歌品种设定 的其与文言诗词之间最为重要的艺术陌生化差别。但近一世纪过去，我们还常常听到类 似胡适留美同学任叔永那样的疑问：中国的诗学积蕴浩瀚丰厚，胡适“何为舍大道弗由 ”，偏偏要“旁逸斜出”，要为新的诗歌品种设定“作诗如作文”的标准?要写这种在 艺术体式上与传统诗词有着极大区别的自由的白话诗?

      这其中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简单，是因为“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 非格律化趋势已预示了散体化(即自由体)的必然”，从近体诗的整饬，到词的长短不一 ，再到曲的衬字不受格律限制，就充分显示了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这一客观走向。[1] 因此，在已经有所解放的散曲之后再试作新诗，只能是比散曲更自由而不可能是相反。

      然而，一种新的诗歌理论的形成和被接受，原因又是极其复杂的，它与尝试者的诗美 趣味以及一代先驱者的审美意愿紧密相连。在这方面，胡适接受宋诗“以文为诗”理念 的影响应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胡适自己对此早已是供认不讳。

      上世纪20年代初，新体诗在国内似乎已成时尚，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创作上粗制滥 造、一览无余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不仅给原本攻击白话和白话新诗的人提供了话 柄，就是作新诗的人中也有人对胡适“作诗如作文”、“作诗如说话”的理论产生了疑 虑。穆木天就认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 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2](P263)为着证明“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证明‘文学革命’主张的合理性”，同时更是为了证明其“作诗如作文”、“作诗如 说话”理论的合理性，胡适写出了学术专著《白话文学史》(原为讲义，曾题为《国语 文学史》出版-笔者注)。在这部著作中，胡适借古人的种种事实，有针对性地对其理论 的来源进行了反复的论述：

      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 然之中求自然。最好的例子是：《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九日》……这都是有意打破那 严格的声律，而用那说话的口气。后来北宋诗人多走这条路，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遂 成一大宗派。其实所谓“宋诗”，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3](P211)

      韩愈是个有名的文家，他用作文的章法来作诗，故意思往往能流畅通达，一扫六朝初 唐诗人扭扭捏捏的丑态。这种“作诗如作文”的方法，最高的地界往往可作到“作诗如 说话”的地位，便开了宋朝诗人“作诗如说话”的风气。后人所谓“宋诗”，其实没有 什么玄妙，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3](P245)

      有了这样的研究成果，胡适后来便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对自己理论的支撑作了顺理 成章的论述：

      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词，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 于说话。近世诗人欢喜做宋诗，其实他们不曾明白宋诗的长处在哪儿。宋朝的大诗人的 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 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

      宋诗的特点当然不止“近于作文”、“近于说话”。除了近于作文、近于说话的“以 文为诗”外，它还具有“以议论为诗”和“以才学为诗”等特点，且三者是相辅相成， 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吴小如、葛兆光等学者分析道，由于唐时近体诗发展到精湛极 致的格律谨严和诗歌艺术本身必然的“起而拨正之”规律，加之“安史之乱”后诗人从 注重个人内心世界转向对社会的更多的关注和宋时理学的兴盛，于是出现了滥觞于杜甫 韩愈而大成于宋时的打破格律，追求平淡自然，以日常语言入诗并重在讲道理发议论， 哲理性强且多直达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歌。而为着避免诗的过分明白 和直达，才情横溢的宋诗人在“以文为诗”的同时又做到了“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 出处”，尽显其“以才学为诗”之特色[4]。一般来说，无论后人对宋诗是褒或贬，但 对于严羽所概括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和“以才学为诗”的三大特点 都视之为权威的结论。胡适其实很清楚宋诗的种种特点。从他青年时期所作的旧诗看， 说理、议论、以口语入诗等显然就与意象密集的唐诗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与严羽所不同 的只在于，严羽对于宋诗是从反面来总结，对宋诗持全面贬抑的态度，主张回到盛唐， 主张复古；胡适则是从正面评价宋诗，并不一味肯定或否定，而只是从宋诗中“挑选自 己所需要的师从对象”[5](P230)。他后来这样论述道：

      (南宋)有个严羽，著了一部《沧浪诗话》，极力攻击宋人的诗，主张回到盛唐，回到 汉、魏、盛唐。他用禅门的话头来说诗：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 宝以下人物……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 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 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 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 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