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5-0097-07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1926年至1930年是中国现代作家思想的转型期。因为随 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新文学作家几乎是以思维意识的 群体连动行为，强烈表达了他们的思想集体“左”转的主观愿望，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现 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彻底转换。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思想状况，我们发 现用集体主义的精神理念去取代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完全是他们的一种自觉自愿的社 会行为。因为从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到“五四”的新文学运动，虽然使中国文学告别了 古典主义的历史时代，但却并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文学价值观念体系；所以 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短暂辉煌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都表现出了一种精神苦闷和思 想困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左联”社团组织的 成立，无疑是对已经步入了现实困境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拯救— —它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信仰，全面规范整合了中国现代作家自由涣散的思想状态； 同时也以强烈的时代社会责任感，牢固地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对 于这一问题没有足够而清醒的理性认识，那么我们将无法从本质上去研究论证中国现代 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独特性。 一、嬗变前夜的躁动：“五四”新文学后期作家思想心态的抽样分析 谈到“五四”新文学作家思想的集体“左”转，首先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他们的这种 社会行为，并不是由外界压力的驱使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内在的思想动因所引发的 。换一种说法，“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客观存在着一种思想“左 ”转的潜在动能。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加以分析，晚清与“五四”时期的文学变革运动受西方现代 人文精神的影响，在其逐渐地走出了古典主义的愚昧时代之后，都明确地表现出启迪民 众觉悟、传播西方思想的高度社会使命感。中国近现代作家这种主观上的思想倾向性， 无疑是有所寄托的，他们是希望能够像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期那样，以文化启蒙的软性 浸透方式，去开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只要我们稍加回顾一下“五四”前后中国文坛上 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社会呼声的热烈高涨，就不难发现中国作家无论是钟情于何种表现 风格或何种表现形式，他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渴望却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即：对 于传统文化群体理性意识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于西方的主体性价值观的强烈认同。所以 ，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呼唤国魂开通民智[1]、“欲新一国之民”的文学主张，到“五 四”文学革命运动“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P511)的创作宗旨， 其实际上所产生出来的客观社会效果，也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明显要大于文学本体方 面的意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无论是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还是“五四”的新文学思潮 ，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启动和新文学初期创作的繁荣，的确都曾做出过不可磨 灭的巨大的历史贡献。 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对思想文化启蒙长期性的认识不足，“五四”前后的文 学革命与新的思想文化运动，都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便沦为沉寂；启蒙者反抗叛逆的时代 呐喊，也随之转变为悲愤凄凉的痛苦呻吟。为什么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思想启蒙运动 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便出现这种大起大落极不稳定的社会躁动现象呢!追根溯源， 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缺少一个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长达500年之久的思想 过渡期。再加上中国人急功近利文化传统的内在影响，错误地将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混 为一谈，所以面对苦难深重黑暗依旧的中国社会现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还是 “五四”新文学精英群体，他们很快便对自己所曾经信仰过的、以个性解放思想为核心 内容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与动摇。经历了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的鲁迅， 后来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时，便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非常清晰地 表述了自己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 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找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 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 一片茫茫白地，于是只好在风尘洞中，悲哀孤寂的放下他们的箜篌了。”[4](P244)对 手鲁迅的这段话，研究者多有引用且各有心解。但我个人则认为，鲁迅这段颇为凄楚苍 凉的叙述话语中的“歌唱”，意思当然是指新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文主义启蒙意 识，而“听者”自然就是指思想愚昧不思醒悟的落后国民群体。当“五四”新文学的启 蒙主义并没有取得原先主观预想的实际效果时，放下“箜篌”也就暗示着新文学作家对 其最初所选择的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的绝望和放弃。这决不是刻意的曲解或夸大其词 。“五四”新文学后期的创作实践，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了这种思想倾向性。比如鲁 迅的《彷徨》和《野草》、郭沫若的《星空》、闻一多的《死水》、叶圣陶的《倪焕之 》、茅盾的《蚀》和《虹》、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男女主人 公面对苦难的现实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困惑与焦虑，已不仅仅是新文学作家对于当时社会 上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苦闷的一种艺术描述，而且是新文学作家群体借助并通 过自己笔下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他们本人灵魂深处内在的思想矛盾 和情感磨难。诚如“五四”新文学另一位巨子郭沫若在其狂热激情严重受挫后所哀鸣的 那样：“我们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5]从坚定地信 仰西方人文主义的启蒙精神到“失却了路标”，“五四”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思想理念的 极不稳定性，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实际上已向社会发出了新文学价值观正面临着重新选 择的暗示信号。由于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政治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关系所决 定，随着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迅猛崛起与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意识形 态价值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全方位介入。而这种全新价值观的介入，无疑是成功地拯 救了当时正处在停滞状态并失去了前进方向的新文学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