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3-0117-05 一、文学作为启蒙呐喊、政治宣传与非意义逃亡 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主潮上来说，我以为是经历了启蒙呐喊、政治宣传与非意义逃亡 的这样一个三部曲。 从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30年代，中国文学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无疑是 关于启蒙的呐喊：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鲁迅的拯救国民性、郭沫 若发出的让中华民族来个涅槃的呐喊、曹禺发出的让电闪雷鸣把封建老屋子捣 个稀烂的呐喊……所有这些声音，在当时都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它们之所以有如 此的力量，是因为那是一批先觉者，站在茫茫旷野上，对着天穹下昏睡的人群发出的急 切地近乎凄厉的疾呼。 所以，在我看来，启蒙呐喊是一种旷野艺术。 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文学的主潮走上了民族政治亦即救亡政治的政治宣传之路，关 于民族政治的宣传的文学，成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声音。那时抵抗侵略的民族矛盾的确 是整个国家第一位的既急且迫的冲突，文学的兴奋焦点在于承当起抗敌的武器，成为冲 锋的号角与鼓手，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时最打动人，至今也还流传着成为一种民 族记忆的文学，主要是歌与诗，其他大部分的作品因为是即时的战斗传单，今天当然成 为过眼烟云了。 接下来，中国文学又成为了关于阶级政治的政治宣传。从40年代到60、70年代，阶级 政治都被放置为中国社会首要问题，而作为阶级政治的宣传的文学，在这一过程中，一 开始还因为某种真诚的激情而出现了些许至今看来也还属优秀的作品，但越到后来便越 显得可笑可悲起来，如“文革”中出现的作品。 文学作为政治宣传，不管是作为民族政治，还是作为阶级政治的政治宣传，其形态都 是面对着汇集在一起的群情激奋的人们，发出那种超强度的、火上加油性的甚或是夸饰 性鼓号。因此，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我以为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广场艺术。 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学，人们通常以日趋丰富，逐渐多元来予以描述，这当然是 对的；但在我看来，作为主潮，这一阶段，还是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的。这一特征便 是“逃亡”。从文学作为政治宣传，或者说从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栅栏中逃亡出来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与策略是此前未有过的，这里暗含着的是一种似乎无奈的心态 (对于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之顽固惯性的无奈)，采取的是一种消解的策略(对文学的政治 意识形态话语一统天下的消解)。消解不是批判，启蒙呐喊是站在现代性启蒙立场上对 封建传统的义正辞严的批判，而80、90年代的成了气候的文学潮流不是这种批判，而是 一种溃散；消解甚至也不是如今天人们说得很多的颠覆，消解并没有颠覆什么，消解只 是取了“你玩你的，我不跟你玩了”的躲避姿态。 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我称之为形式的先锋)，首先以玩形式的方式判离过去 文学对于政治性内容的焦虑的专注；新写实小说以凡庸琐屑消解着宏大的政治叙事；痞 子文学以痞味的调侃取笑了言说国家大事与政治英雄的文学带给人的庄严和崇高感；身 体书写则以欲望的浪漫主义代替了激越的社会性情感的浪漫主义抒发……所有这一切都 使不管是作为启蒙呐喊还是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的那种正面感、居高感、神圣感变得滑 稽可笑，使文学失去了以往的重量。这是一场消解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逃亡， 亦即非意义逃亡，或者说，这是一场卓有成效的祛魅的运动。这一逃亡，这一祛魅，对 于改变文学完全沦为政治功利的工具，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的局面，无疑是有 着重要意义的。 尽管20世纪尾声的这种文学逃亡是一种非意义化的过程，但从无意识的症候阅读的角 度看，这一逃亡的社会政治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意义来源于它们的姿态，来源于 它们面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文学所取的那种另类上演的姿态。 这样，我们如果把启蒙呐喊称作为“旷野艺术”，把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称作为 “广场艺术”的话，则可以把80、90年代作为“非意义逃亡”的文学称作为“露台艺术 ”：在路边、街头或公园里的露台上进行表演，搏得熙来攘往的观众的惊讶与一笑，解 除他们负载的正统惯性的装甲与禁锢。 “旷野艺术”、“广场艺术”和“露台艺术”三者在形态上、策略上和所营造的氛围 上虽然有着不小的差异，但它们的一致处也明显可见，这一致性便在于这三类文学都有 着社会性、广布性、单向性的共同特征。 所谓社会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性角度出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社 会性情绪的表达，对社会进程的参与。这样的文学的社会性，是既相对于消遣性或纯粹 的艺术性、也相对于更内在层面上的生存本体性而言的。 文学的启蒙呐喊当然还不是直接的政治宣传，但它显然是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是一场 伴随着社会政治革命而发生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社会整体性观念变革运动。尽管周作人提 倡的文学，鲁迅也呼吁要强个性、强国民，但他们的视角仍是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的焦 点仍是社会问题，表达的仍是社会性情绪，其旨归也仍是社会整体变革。也就是说，他 们的意向，不是个人价值的重铸，不是个人精神的升华或完善，不是个体人的生存本体 性问题的解决。 文学作为政治宣传(不管是作为民族政治的宣传，还是作为阶级政治的宣传)，其社会 性指向无庸赘言。这种社会性指向毫无疑问本是应该有它们的价值的，如果时代不是专 横地将其定为一尊，把其它一切文学压制与否弃殆尽的话，它是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和 权力的。但遗憾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那段历史，恰恰是将文学弄到了唯“政治宣传 ”是举，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终至于使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因自己的独霸走 向了自己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