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游记》的原旨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3)05-0089-05

      所谓“原旨”，即作者希望通过作品要表达出来的最本初的旨意，它与创作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按照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作者在进行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时，总会带着某种意图，或者说要通过这部作品传达某种思想、情感、意志、愿望甚或某种潜在意识等等。但是，作者的意图是否能够与作品所传达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则存在着很大的疑问。这首先是因为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很可能许多事情同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从而造成了其意图的复杂多变。其次，作者要运用语言创造出形象，再由这些形象表达出其意图，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其意图也难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就是说，在分析、解读作品时，希望通过揭示出作者的所谓“意图”，进而揭示出该作品的“原旨”，实际上是极不可靠的。至于“主题”，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作出的归纳，与“原旨”相去甚远。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归纳作品的主题，但认识作品的“原旨”却必须考虑到作者的意图。那么，如何把握作品的“原旨”呢？

      从逻辑上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应有其“原旨”，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简单，尤其是像《西游记》这样的“奇书”，自其问世以来，其“原旨”便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种对“原旨”的探求，在不断丰富着《西游记》的内涵。然而，自上一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等对明清以来各种观点基本上予以否定后，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实际上是不公正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评论者们对《西游记》这部小说“原旨”的揭示，曾受到了前人的启发；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无论多么高明的评论者都要受到各自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都很难穷尽这部小说的全部丰富内涵。因此，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明清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分析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可以更好地看出《西游记》“原旨”的揭示历程及其规律，对于更好地认识这部小说的性质也不无裨益。

      一

      就今天所掌握的有关资料来看，明代关注《西游记》并对其原旨作出阐释者有陈元之、李贽、谢肇淛、袁于令、盛于斯、吴从先等人。细加分析便会发现，他们的见解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西游记》是一部心与魔相关之作，但心是否能够统魔以及如何统魔，又有着不同的见解。

      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有陈元之序，该序作于壬辰年即万历二十年(1592)。这位陈元之有的研究者认为就是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校订者华阳洞天主人[1]，因此他的序言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小说写定者对小说“原旨”的说明。该序在引用了司马迁和庄子的两段话后说道：“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在他看来，《西游记》是一部“滑稽”、“卮言漫衍”之书。“”同“弛”，《中华大字典》释为“放纵不羁”。“卮言”，出自《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陆德明释文引司马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简略谈了自己的见解之后，陈元之又说道：“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那么，旧叙是如何理解《西游记》的原旨呢？陈元之接着说：

      其叙以狲，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类以为道道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2]

      这一旧叙大概是最早提出《西游记》“原旨”乃为“摄心”主张者，其推理方法是首先认定《西游记》是一部“寓言”之书，再根据小说中屡称孙悟空为“心猿”、白马为“意马”，取经路上又是以悟空为主降妖伏魔，遂得出这一结论。陈元之基本上同意这一说法，因此他接着说：“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缀其轶叙叙之。不欲其志之尽堙，而使后之人有览，得其意忘其言也。”

      为了让后世读者充分了解这一原旨，他再三强调这部小说的寓言性质：“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涘，而谈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

      稍后出现了《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尽管人们对该书是否为李贽所评还存有疑义，但其中的观点却发人深思。其“序言”称：“不曰东游，而曰西游，何也？东方无佛无经，西方有佛与经耳。心灭种种魔灭，然后有佛，有佛然后有经耳。然则东独无魔乎？曰：已说心生种种魔生矣，生则不灭，所以独有无佛耳。无佛则无经可知。记中原有南瞻部洲，乃是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如娶孤女，而云挞父翁，无兄而云盗嫂，皆南瞻部洲中事也。此非大魔乎？佛亦如之何哉？经亦如之何哉？此所以不曰东游，而曰西游也。批评中，随地而见此意，职须读者具眼耳。”[3]序言承认西方有佛与经，但同时指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生则不灭，所以独有无佛耳”。这种种“大魔”，即使佛经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说，虽然看到了心与魔的关系，但并不认为心可以统魔。这倒是与李贽一贯的思想主张相一致。

      再后的谢肇淛则又是另一种说法。《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郑善夫传附谢肇淛小传，但失误甚多。今人印晓蜂先生曾予以辨析，知其生于隆庆元年(1567)，卒于天启四年(1624)，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南京刑部、兵部主事，工部屯田司主事、都水司郎中，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卒于广西左布政使任上。为官勤勉，政务之暇，勤于著述，尤以《五杂俎》最为著名。李维桢《五杂俎序》指出，“在杭（谢肇淛字）此编，总九流而出之”，“兼三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矣”[4]。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尽管此书很“杂”，但其主流则是儒家思想。在卷十五“事部三”中谢肇淛对《西游记》的“原旨”作了如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