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4-0092-06 鲁迅先生认为小说起源于休息时人们彼此谈论故事，“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1](pp.302～303)。谈论故事不仅促成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形成，在古典小说己臻于成熟的乾嘉时期，它仍然是文言小说最主要的故事来源渠道。唐人有征奇话异之风，唐传奇中的不少名篇如《任氏传》、《庐江冯媪传》、《李娃传》等均是文人将在闲暇或旅行时借以消遣的故事记录下来的产物。宋代这种风气有盛无衰，从宋人留存下来的大量笔记中即可窥见一斑。王明清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夜漏既深，互谈所睹，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稚子不敢左顾，童仆颜变于外，则坐客愈忻忻，怡怡忘倦，神躍色扬，不待投辖，自然肯留，……”[2]苏东坡强人说鬼的轶事更是为后代文人津津乐道，他们或仿效，或拈出这个故事证明这是博通如坡公者尚不能免的雅好。如蒲松龄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3]，纪昀亦自称“说鬼似东坡”[4](p.567)。乾嘉文言小说作家多有喜人说鬼谈异的爱好，征奇话异之风不减唐宋文人，朋友聚会、公余闲暇以此消遣为常事，而所说的故事往往便成为其作品中的素材，并形成了一些写作小圈子，促进了文言小说创作在此期的全面繁荣。 一、谈异之风与小说写作小圈子 和邦额《夜谭随录》“自序”中说：“于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谭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昔坡公强人说鬼，岂日用广见闻，抑曰谭虚无胜于言时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听。夫可妄言也，可妄听也，而独不可妄录哉？”[5]卷四《杂记〈五则〉》乃作者与同学聚会时谈狐说鬼之记录：“中秋夜，聚饮于南楼下。……相与说狐”，作者“择尤者五则记之”。[5](p.102)卷十一《市煤人》开篇云：“癸巳仲夏，过访宗室双丰将军，立谈廊下。见一人……怪而询诸将军，将军曰：……乃煮酒设馔，为予详述之。”[5](p.317)为述奇闻而煮酒设馔，亦可见作者及其友人嗜谈异闻之好。袁枚《新齐谐·序》中称其生平寡嗜好，“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6]。曾衍东《小豆棚·序》解释自己何以会写作本书，原因之一就是“平日好听人讲些闲话”[7]。乐钧在《耳食录·自序》中谓此书初编乃“追记所闻，亦妄言妄听耳”[8]，初编付梓后，“诸君子竞来说鬼，随而记之，复得八卷”[8](p.165)，又成二编。《阅微草堂笔记》成书与之相似，《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窃刊，即有以新事续告者，于是作者又成《如是我闻》四卷。二书刊行后，友朋聚集，“多以异闻相告”[4](p.228)，复成《槐西杂志》四卷。 其时有一位著名的画鬼与说鬼故事者，即画家罗聘。罗聘绘有《鬼趣图》八幅，此画名流题咏甚多。袁枚有《题两峰鬼趣图》三首，其一云：“我纂鬼怪书，号称《子不语》。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得此趣者谁？其惟吾与汝！”[9](p.684)纪昀亦有《题罗两峰鬼趣图》，开篇云“文士例好奇，八极思旁骛”，结尾道：“儒生辨真妄，正色援章句。为谢皋比人，说鬼亦多趣。”[10](p.501)矛头不忘针对他所厌恶的讲学家。从袁枚与纪昀的诗中可见罗聘的鬼画颇受二人称赏，袁枚更将罗聘引为得鬼趣的知己。乐钧亦有《题罗两峰鬼趣图二首》[11]（注：二诗其一云：聚窟神香那得焚，九幽甘露更无门。尺缣替写陈人照，摄入豪端便反魂。其二云：空山残月夜窗风，扇手叉头戏恼公。傥过南方逢赤郭，君魔齐避画图中。）。郭麐《樗园销夏录》中云：“罗两峰聘《鬼趣图》，一时名流长篇短咏，题句几满。牛腰之卷凡二。余到邗时止见其一。船山、兰士诸君皆各有作，旁行斜上而书。其令嗣介之属为赋之，乃以三、四、五、七言古今体八首应之。”下文他并详细描绘了《鬼趣图》八幅具体所画，并指出其“大率皆寓言也”。[12]罗聘不但以画鬼闻名，且逢人便说鬼。《新齐谐》卷十四《鬼怕冷淡》、《鬼避人如避烟》两篇均为罗两峰所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罗两峰目能视鬼”条、《履国丛话》卷十五《鬼神》目“净眼”条下均记罗公自言能见鬼物。各书所载其言鬼之情状基本相似，然故事各各不同。《耳食录》初编卷十《髑髅》所记最为详赡。作品开篇云：“余偕数君子看花丰台，饮于卖花翁。座中相与说鬼，罗两峰述一髑髅事，亦可乎（笔者按：疑为“发”之误）一噱。”[8](p.138)罗聘的《鬼趣图》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热点，他说的鬼故事亦闻名于世，为人收录于作品中，从这一现象中可见当时文人好奇谈异风气之一斑。 乾嘉时期文人征奇话异不仅仅限于口说耳听，还往往落实到笔头。其时写作小说类笔记和小说专集成风。友人之间以此为尚，互相影响，互相竞争，互相赠阅，形成了一些写作小圈子。如屠绅与其数友人均有志怪作品，他与金捧阊同时作志怪书，洪亮吉题金氏《客窗二笔》诗中一首云：“屋后回环西小湖，谈空时觅北街屠。（此句下原注：谓屠刺史绅时亦著《琐蛣杂记》等书）比邻各逞如椽笔，争作人间鬼董狐。”[13]乾隆六十年（1795年）屠绅自京还滇，其友徐书受送别诗中云：“各有文章堪志怪，莫嫌纸贵费抄胥。”下注：“时君以《琐蛣杂记》见贻，君亦索予所著《谈薮》。”[14](p.20)（注：据沈燮元《屠绅年谱》，此诗见徐书受《教经堂诗集》卷十三，我们所见两种版本《教经堂诗集》（一为梁溪杜氏刻本《教经堂诗集》，一为乾隆间刊本《教经堂全集》均为12卷，不知沈先生所据为何版本，姑录于此。徐所作《谈薮》今有《教经堂全集》本。）《谈薮》为杂俎集，记异闻、轶事、典故等，中有不少志怪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