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5-0106-08 近年来，学术界虽对“话本”概念进行过多次讨论，但并未达成共识。“话本”的概念关乎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概念不明，既不利于话本小说研究的深入进展，也由此对其他文学样式如诸宫调、弹词等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实有再作辨析之必要。 一、关于“话本”定义的争论 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最早提出“话本”、“拟话本”概念的乃是鲁迅。鲁迅在1920年代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1](p.84)，并列举《五代史平话》及《通俗小说》（按：即《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为宋话本。此论断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使用，1990年代之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小说史、文学史乃至历史著作谈到话本时均沿袭此概念。 1965年日本学者增田涉在日本《人文研究》第16卷第5期发表《论“话本”的定义》一文，对鲁迅关于话本的定义提出了异议，认为“话本”一词在宋明文献中除偶尔可作“故事的材料”解释外，其他只能作“故事”解，得出结论说：“‘话本’一词根本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2]日本和欧美的不少学者都接受了增田涉的观点，如美国学者韩南即审慎地运用这一概念，在研治中国小说史时，未取“话本”之名，而运用了“白话小说”这一概念[3]。1960年代中日很少开展文化交流，增田涉的文章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1980年代，增田涉此文的中译文在中国台北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三集刊出，文后附王秋桂《〈论“话本”一词的定义〉校后记》，从说书的实际情形来支持增田涉的论点，但同时又指出增田涉认为“话本”仅限于指“抽象语”的故事也有不妥，“话本”也用来指“故事本子”，指出“无论如何，宋元人说书如有底本，形式当较似《醉翁谈录》或其所引的《绿窗新话》，而不是我们目前所见的《三言》或《六十家小说》中的作品”。《古典文学知识》于1988年第2期发表了增田涉此文的台湾译本的摘要。自此，此论点逐渐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学术界对话本的定义进行过多次讨论，迄今尚未取得共识。 增田涉对“话本”的定义提出质疑后，大陆学者也开始对这一定义进行讨论。大部分学者仍肯定“话本”一词确有“说话人的底本”之意思，如施蛰存之《说“话本”》（《文史知识》1988年10期）、萧欣桥之《关于“话本”定义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3、4期），均分析了增田涉文中的例证，认为增田涉理解有误，这些例证中的“话本”仍可解作“说话的底本”。张兵在《话本小说史话》一书中明确设定“话本”的定义说：“‘话本’是唐、宋元时期人们对兴起于城市都会市井间的‘说话’艺人演唱时所用底本的一种文体称谓”[4]近年出版之有关小说史的专著大部分都持同样意见，如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1994)，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1998)，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陈大康《明代小说史》(2000)等等。 但对“话本”概念提出质疑的学者也在在有之，其中以周兆新用力最勤，他不是从语义学角度着手，而是从考察宋元说书艺人所用底本究竟为何种形态着手，得出结论说，“现存宋元话本虽与说书本身体裁相同，但并不是底本，不同于说书人底本的体裁。是由书会先生或下层文人把说书内容记录下来整理出版，以便适应群众文化生活需要。其叙事要比底本细致得多。底本只记录故事梗概，诗词赋赞和其它参考资料，而且诗词赋赞往往集中在一起，附在故事梗概之后，与实际讲述时二者互相穿插不同”[5]。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亦肯定“话本”不是“说话人的底本”，认为“话本”有如下三种含义：一、传奇小说；二、抽象语的故事；三、白话故事本子[6](pp.222-224)。萧相恺《宋元小说史》则提出了“市人小说”这一概念[7]。 二、“话本”、“话文”、“说话”、“话” 增田涉引用了一些宋明文献中有关“话本”的例文，认为应释作“故事”[2]，萧欣桥同意增田涉部分观点，认为“话本”一词在有些场合是可以理解为“故事”的，对另外一些则作了辩驳，认为在这些例子中，“话本”、“话文”解释为故事本子、故事文，比解释为抽象的故事更加确切”[8]。我们来看这些例子： 这本话文叫做“积善阴骘”，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初刻拍案惊奇》卷21） 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叫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你道这话本出在那里？乃是宋朝汴梁西关外义定坊有个居民刘大，名天祥……（同上书，卷33） 所以宣这个话本，奉戒世人切不可为着区区财产，伤了天恩。（同上） 所以今日依着本传，把此话文，重新流传于世，使人简便好看。……有诗为证：片言得妇是奇缘，此等新闻本可传，扭捏无端殊舛错，故将话本与重宣。（同上书，卷12） 这四例均取自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凌濛初编写《二拍》时曾说到，当时书贾见《三言》颇为畅销，以为他尚藏有秘本，要求他再予刻印以与《三言》抗衡，而冯梦龙在编辑《三言》时，“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因而凌濛初只能“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假如说，《三言》中还存有宋元旧本，而这些旧本乃依据说书人之底本刻印传世，那么，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凌濛初编写《二拍》之初即有明确的供案头阅读的目的，而非供讲说之用；绝大部分作品乃由他“演而畅之”，非有说书人之底本在内。因此可以说，凌濛初在编写故事时，用“话本”、“话文”等词乃是模仿说书人的语气而为之，有假想之听众存在。他所谓的“故将话本与重宣”、“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所以宣这个话本”等，就并非是讲说话本，而是指他要讲这个故事。同理，他说“依着本传把此话文重新流传于世，使人简便好看”等，意谓依据本传把这个故事重新写出来，“话文”也是指故事，而非小说读本。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说“一段话本”，“这个话本”，“话本”前有“一段”、“这个”作为量词修饰，更可显见此处“话本”非指“小说读本”（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认为“话”有两种涵义：故事；伎艺性的故事。此论甚确。但不论是“故事”还是“伎艺性的故事”，均可理解为抽象意义上的故事，故本文不作如此区分。胡士莹在“话本”一词的运用兼作说话的底本和伎艺性的故事解时，认为“话本”的原意是说话的底本，因此还是作说话的底本解更切当。在这儿，他所举之例有：“话本说彻，权作散场”，“这段话本，则唤做《新罗白鹞》、《定山三怪》”。接着，他举了上文中所举的几例，认为明代文人模拟说话人的口气，其笔下的“话本”二字，涵义亦类似，都可兼有“说话底本”和“伎艺性的故事”两种涵义。而用“话本”一词之处，大抵离不开“说话底本”的原意。很显然，此处“话本”若不解作“底本”的话，应作“伎艺性的故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