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3)04-0081-05 陶渊明为什么不享受“公田之利”而去“种豆南山”？为什么视官场为“樊笼”而要返归“自然”？从陶渊明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与他的生命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陶渊明现存诗歌120馀首，其中吟咏生死的作品占了一半以上。本文拟从陶渊明著名的《形影神》三首组诗的分析入手，就陶渊明的生命价值观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形影神》三首组诗最为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陶渊明的生命价值观，下面是三诗并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舒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湎。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均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在这一组诗里，诗人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1]。“形”认为虽然人最具灵性，最具智慧，但不仅不能像天地那样“长而不没”，像山川那样“无改时”，而且也不如“草木得常理”，经霜经露枯萎而复荣。人生苦短，惟一能做的就是“得酒莫苟辞”，肆口腹之所须，恣心意之所娱。表面看来，狂饮烂醉和纵欲无度是作践生命，是“惜生”和“求生”的反面，然而它骨子里是对惜生不得、长生不能的绝望表现。“影”则选择了另一种存在方式。“影”认为卫生养形既不可能，长生不老更是无望，登昆华，求神仙，此道久绝；既然不能使形长存就应该让名不朽，如果“身没名亦尽”，怎不使人“念之五情热”。表面上看，求名者与饮酒者有异，实质上二者相同，“不得已而托之身后之名，与托之游仙饮酒者同意”[2]。在“极陈形影之苦”之后，诗人借“神”之口抒写其生命感怀。“形”惧“奄去靡归期”因而追求口腹之所须，心意之所娱，“得酒莫苟辞”。“影”惧“身没名亦尽”因而追求“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然而在“神”看来，“形”和“影”可谓自寻烦恼，因为“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死亡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得担当的宿命，不管如何“营营以惜生”，人人都要走向死亡。“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沉湎于醉乡非但不能超脱生死，反而使生更短促，使死更提前。“立善长所欣，谁当为汝誉”，立善当然是为人钦仰之举，但沽名钓誉则不可取。“形”累于养而欲饮，“影”役于名而钓誉，其弊全在于“营营以惜生”，而“惜生”的症结又在于害怕失去自我——失去自我的身体、精神、名誉、财富”[3]。 饮酒和求名是“形”和“影”面对短促的人生所作的生命价值选择，但陶渊明将两者的存在方式视之为“苦”，表明他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并不以此为念。然而陶渊明在他的诗文中却常说他“性嗜酒”，“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次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求彭泽令的目的，也是因为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甚至于他在临终前所写的《拟挽歌辞》中也有“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感叹。披阅其诗，则几乎“篇篇有酒”。那么，他为什么在《形影神》诗中否定“得酒莫苟辞”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陶渊明之饮与“形”之饮具有本质的不同。“形”之饮，是由于恨人生太短，所以要穷当年之欢，尽一生之乐，这说明它并没有超脱生死，对死亡心怀恐惧和绝望。陶渊明之饮则不然，他是为了“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从而达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的超然境界。 超然物外，“纵浪大化”，是诗人对生与死的超脱，是诗人对生命价值的惟一选择。它既可去“形”之累，又可解“影”之役：“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个体生命是大化的一部分，应当将个体融进宇宙大化的生命洪流，一方面在精神上吐纳山川，另一方面又与造化和同一气，随天地而同流，与大化而永在，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就是个体生命的永恒。 二 《形影神》这组诗大约创作于晋义熙九年(413)，时为东晋末年。当时佛、道、玄思想泛滥。名僧慧远在庐山主持东林寺，写《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宣扬净土宗关于神不灭，信佛可以通过轮回获得来生幸福的教义；而五斗米道则宣扬符篆炼丹，升仙永生；玄学由无为的自然观趋于放诞，达官贵族则追求奢侈享乐。还有名教的流毒，鼓励士人沽名钓誉[4]。陶渊明在这组诗里，不仅是针对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也不仅仅是批判了道教徒的“长生久视”说，而且也是对传统人生观的扬弃。 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价值始终是古代士人所关注的大问题。自孔子提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之后，“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曹植《求自试表》），一直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无法解脱的情结。同时富与贵，义与利，长生久视与尽情享乐也由于人们的取舍不同而煽炽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这种人生价值观在《古诗十九首》里就有着最为集中而鲜明的表现。《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其作者们是这样表述他们对生命价值的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