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4-0016-05 《商颂》创作时代问题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到今天还在延续（注：今人对商颂年代的一般看法，可参考陈桐生《〈诗经·商颂〉研究的百年巨变》（《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一文的综述。）。但也有学者曾跳出今古文经学的局限，提出新的见解，这就是王国维。在《商颂考》中，王国维说：“《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以祀其先王也。”[1](P116)王国维的见地来自他对西周文献的熟稔及对相关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但他对自己的见解语焉不详，给主张“商代说”的人留了空子。 本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王国维《商颂》作于“宗周中叶”说的一个证明。西周中叶（穆王、恭王两朝）存在过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涨期，后儒因迷信周公“制礼作乐”的陈说，致使这个高涨期隐而不彰。《商颂》实际是这个高潮期的组成部分[2](P163-198)。 一 今传《商颂》诗篇五首：《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其年代历来有争议，今文家认为作于春秋时期，古文家则认为是商代创作。 今文家说《商颂》作于春秋宋襄公时期，那是出于对那位“不伤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的偏爱。看一看《公羊传》对宋襄公的赞美，此点不难理会。《商颂》有本事可考、可据以判断时代的是《殷武》篇，诗的后半部分唱到宋的大兴土木。今文家说它美宋襄公与楚人争霸，可宋襄公的争霸，先是被楚人逮住，后是被楚打得惨败，连他本人都伤了大腿，哪还有心思像诗里说的那样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今文家又说《殷武》篇是宋襄公美其父宋桓公。宋桓公的确追随过齐桓公讨伐楚国，但齐、宋等诸侯只在楚国的北境召陵与楚会盟了一下，充其量只是向楚国作了一下示威，与诗篇所说“裒击荆楚，罙入其阻”差距太大。正因如此，今文家的种种旧说新论在今天基本上没有市场了。 应该说，将今文家的旧说驳斥得体无完肤，是现代学者不小的功绩[3](P464-489)。今天不少人相信《商颂》作于商代说，正以他们的结论为前提。问题就在这里。今文家的说法不可信，古文家的说法就一定可信吗？破了《商颂》作于春秋说，如证明它是殷商作品，还应有足够的证据。在“古史辨”派的观点占上风的时候，在对先秦典籍时间的判断上是尽量往后拉，现在则反其道而行，这正体现在当今对《商颂》年代问题的态度上。例如在近期刊登在《文献》上的一篇讨论《商颂》的文章里，作者援用了不少夏、商考古发现来确证古文家旧说。应当承认，该文有些地方作得相当有力，如以甲古文中有“万舞”的记载，来证明商代就有“颂”等[4](P18-32)。问题是，单凭这些就能证明《商颂》是商代作品吗？一个常识性的法则是，给任何作品断代，一方面固然是要对时代予以说明，另外的一方面也同样重要，就是还得有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内证。两者缺了哪一面，都像是拿半把剪刀剪东西。该文章恰恰在内证方面的提供上是贫弱乏力的，可信度上并没有超过前人旧说。 二 笔者认为，确定《商颂》的时代，须从作为殷商遗民的宋国人与周王室实际关系的改善来考虑；而宗周与宋人关系的改善，又与西周中期周人对包括楚人在内的东南异族大规模的武力征讨密切相关；因为宋国的地域正处在东南战争的前线。文献记载，宋人因其为商遗民国家而享有“二王之后”的待遇。但是，有这种待遇是一回事，真正享有这待遇是另一回事。综合各种情况看，“二王之后”待遇的真正落实，应在让周人确实感到宋人是“自己人”之后。周王朝向东南用武，正给了宋人表现的机会。由此他们“二王之后”的待遇得到落实，由此他们制作了《商颂》。这都如王国维所言，发生在西周中叶。但要确证这一点，得有宋人在周王朝打击东南异族时出过力气的确凿证据——这样的证据现在找到了。另一方面，是从作品自身找到相应的内证。两方面结合，正是本文的思路。 史书及金文资料表明，西周从昭王至穆王时期，在今淮河中下游及汉水流域与淮夷、楚人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昭王时期又是战争最剧烈的年代。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铜器铭文为数众多，曾伯
簠、晋姜鼎、竞卣、
鼎、
甗、录
卣、宗周钟等铜器铭文对此都有所记述[5](P181-185)。应提起注意的是，在这连年的战争中，宋国从地理位置上说正处在周王朝与淮夷、荆楚争战的前方地区。当然，作为殷遗民的子姓宋国可能因与姬姓王朝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在王朝与东南异族的战争中心怀携贰之情，甚至站到淮夷或荆楚一边。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宋国与其他殷商遗民一样，是站在王朝一方的。 先看一般殷遗民的情况。昭王时器小臣
簋铭文中出现“殷八师”的记载，“殷八师”系王朝驻扎在成周之地的王朝直辖武装。据中外学者如王玉哲、白川静、常征及朱凤翰等人解释，“殷八师”兵力主要构成是殷商遗民[6](P416,420)。更重要的是，“从金文资料上看，西周王朝对东夷、南夷战事，常由成周八师（殷八师）担任。”[6](P416,420)这表明，时至昭王时代，殷遗民已不再是周王朝的“顽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周王可资驱使的“爪牙”。再就宋人看，虽然史书并没有宋人参战的直接记述（同时也没有相反的记述），但从一些记载中也可以推知一二。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第一、第二代宋国君主称“微子”、“微仲”，到第三代始称“宋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方苞之说曰：“微子、微仲，虽受周封，犹称殷号，周家之忠厚也。……故微仲之子，始称宋公。”按，方氏之说未必准确。考微子之立，在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之后，时当成王之世。微子之后是微仲，至宋公稽已为第三代宋君。三位宋君在位时间虽不可考，但推定宋公在位正值周康、昭之际，还是相当牢靠的。宋君第三代的始称“宋公”，与其说是“周家忠厚”，不如说是宋人与周室关系改善所致；而这改善发生在康、昭之际，不能不让人将其与当时的东南战事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