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历史的。文学既是某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的产物，同时还忠实地再现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因此，所谓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实际上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结合大文化背景，即将文学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分析和说明，也可以从某种文化视角切入来深入把握某些文学特征；二是以文学作品为材料来研究文化，即通过对文学文本中某类历史文化信息含量极高的事例的归纳、整理和总结，来揭示某种历史事实、文化现象和文化心理。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尽管关注的角度不同，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所强调的都是文字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着眼点都在于承认文学是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文学与文化，如影随形，血肉相连，很难剥离。从文化视角切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方法。孔子所谓《诗经》的“兴”、“观”、“群”、“怨”；《毛诗序》所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戚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些对《诗经》的文化解读，所强调的显然是文学的文化功能，具有非常浓重的文化意味。中国古代的文学文本，向来就有文史哲合一的传统，因此，在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如孔子解《诗》、《毛诗序》之类从文化角度审视文学文本，甚至据文学文本以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现象比比皆是。直至20世纪初，陈寅恪等先生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仍然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完善。当然，随着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念的传入，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已呈自觉状态。如刘师培《南北学术不同论》中讨论“南北文学之不同”、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谈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尽管均受到《汉书地理志》等中国古代典籍的影响，但当时外来文学观念对文学与地域关系的高度关注乃是二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学术背景。 不可否认，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术研究已打破禁区和国外学术思潮与批评方法大量引进的学术背景下，运用文化学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才真正进入了完全自觉的状态，并且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小盾（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道教与唐代文学》、陈顺智《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查屏球《唐学与唐诗》、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龚斌《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等，这些论著，除关注文学文本的研究之外，将研究视野转向科举、音乐、幕府、绘画、社会群体（家族、社团、流派）、宗教、学术、党争、青楼等文化层面，注意在相关学科的联系中，寻找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品性与原理的阐释，使许多在纯文本研究中难以确切说明和解释的问题得到了明确而深入的揭示，拓宽了研究思路和范围，丰富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将古代文学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当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学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就整体层面而言，这些研究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文化学学科或种类的涵盖面太窄，文化视角不广，许多在文学史中本应纳入研究视域的问题并未涉及；二是就具体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本身而言，或分体，或断代，多集中于唐宋文学，尤其是诗词两种文体，相对于具有漫长发展历史和诸体皆备的中国古代文学而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具有非常广博的研究领域，除上述研究者已涉及到的范围外，隐逸、民族、民俗、都市、农业、商业、案狱、地域等文化种类与文学的关系均可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进行深入探讨，而宗教、学术、幕府、社会群体、科举、党争等文化层面的研究仍可关注。对于研究优势尚不突出、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的文学史环节和文体，文化学视角的研究更应加强。如明清文学、原有的研究主要将这一历史阶段长达五百四十多年的文学史分割成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几大板块，以时间为序依次评介作家作品。这种研究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氛围、文学史流变的基本理路、作家人格与心态的成因、文学特质的内在联系等均缺乏深入的揭示，如果从文化视角切入，在案狱、党争、幕府、科举、商业、宗教、地域、社会群体、学术等不同层面进行探讨，梳理文学内部规律和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与影响，可使一些极具文化质地与特征的复杂的文学现象得到纵深的开掘与研究。 不言而喻，广阔的文化视角有助于更深刻独到地发掘和揭示古代文学的内在精神、民族特质和发展规律，对于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界限，保留各自的界线仍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味强调古代文学的文化学视角，无视文学的界线，脱离文学文本，不仅不能对许多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尽如人意、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会误入岐途，出现过多的误解或过度的诠释。另外，除关注文学与文化之外，中国古代文学的社会学、美学与心理学研究，仍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