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8-0102-10 从1900年至1915年，也就是“五四”前15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一般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重要标志，而此之前，整个学术研究都在为这种现代转向作各种铺垫。世纪初的15年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夜，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轻它，因为此期涌现的一批学人真正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学术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他们是2000多年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者，又是新世纪现代学术文化的开创者，其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真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如，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刘师培等，无论从知识构成还是个人的经历看，都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性是前人所无，后人也很难再企及的。从文学研究方面来看，20世纪学术研究中的不少开创性工作，正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如，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从传统的小学之法入手，注重中国文化背景下文学个体的特殊性，辨析中国历史上文学概念的流变，体现出近代以来对文学的新认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及《宋元戏曲史》，吸收了西洋哲学思想和日本学术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其他如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吴梅的戏曲研究、黄人、徐念慈的小说理论研究以及严复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和翻译等，都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从他们的研究、介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学术风气的转向。当然，这种新世纪的学术转向的基本实现，要到“五四”时期。但假如没有这15年学术思想、文化的积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学术蔚然大观的胜局真不知从何谈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称“五四”前15年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把它当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序幕，实在是一点都不为过。 一 那么，这15年从文学研究方面看，有些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时代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开首便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0世纪初，正处于清末民初，整个社会置身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动中。政治上，专制政体结束，民国初建，共和民主，议会选举，成为一时之风尚。经济上，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清廷和八国联军的联手扑杀后，虽有辛亥革命、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但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知识界人士身处于这千年之变，又眼见着一幕接一幕的政治变局，加之1914年欧洲战事爆发，所有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让人有所振奋，看出希望的。所以，士人们对政局经历了从积极参与到逐渐失望的过程。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一度参与过晚清社会改革的思想人物，从20世纪开始，渐渐由原先主张社会革命而转向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他们希望从根本上为这种屡屡受挫的社会变革寻找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以重新鼓荡民气，开出新气象。学术思想在这些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中，又是最为核心的。在梁启超看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所以，他提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注：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之二大家之学说》，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被誉为清代学术正统派殿军的章太炎，也有着与梁启超相近似的个人感受。1902年章太炎因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受到启发，萌生撰写《中国通志》的构想。在致书梁启超时，章太炎提及写书的目的：“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注：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如果说，梁启超、章太炎是以思想文化的领军人物面目显示着清末民初社会舆情的变化的话，那么，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就显得更为个人化。1900至1915年，正是他研治哲学和文学的重要时期，也就是他深陷于“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思想苦闷期。他研究小说和戏曲的重要动因之一，是为解决人生的痛苦（注：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2页。）。上述这些不同思想类型的学者，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不管是投身社会，积极参与政事的弄潮儿，还是专注于学术，有志于立言的学者，无形之中全都深陷于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不得超脱和逍遥。也正是这样的社会思想的特殊氛围，才酿成了这一时期特殊的学术文化。 思想的现实基础变化了，原有的经验总结不再适合现实，所以，思想要变，学术文化也要变。我们在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严复等20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变动的文化气象。变革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作为世纪初学术研究的共同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新要求。事实上，所有世纪初的这些大学者，奠定他们在思想文化学术史地位的，主要还不是文学研究的成就，也就是说，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文学研究其实在他们的整个学术研究中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而这一方面的思想也不是单独成立的，而是服从于他们整个的文化思想的思考需要，是他们思考当时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譬如，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我们在追溯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思想渊源时，会注意到其背后的思想动机主要还不是限定在单纯的文学和学术研究方面，而是包含着社会变革的政治内容。换句话说，从这些学者的个人趣味和学术立场来考虑，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倡导的所谓文化革命，与其个人要求有时是不完全一致的。如梁启超诗学主张上对于宋诗的偏爱；章太炎对于汉魏古文的推崇，与他们自己从宣传革命思想需要出发所提倡的报刊文体和白话文的主张之间，的确有一种不一致处。这也难怪后来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新一代学者以死文学活文学来区分古文与白话文时，梁启超、章太炎等几乎都保持留态度。 二 社会时代思潮的冲击，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现实条件的改变，也是影响学术研究的重要因素。所谓文化现实条件，就是特定样式的文化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方式。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一方面是传统的诗文领域，刮起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风潮，人们已不再满足文学写作的模式依然停留在模拟古人的格局中，而是希望有所突破，从感情到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探索。这方面，当时的文人有不少尝试，所谓“宋诗派”、“唐诗派”、“桐城派”、“选文派”等，都可以视作近代以来挣脱传统文学思想的努力。但传统的积习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些诗派和文派，说到底还是在传统文学的格局中寻找变化，而不是从适应社会变革需要这一根本趋势上来把握文学。那些文人们变来变去，只是在师法对象上进行调整，而没有意识到新的社会构成、新的社会需要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新要求。所以，胡适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学经验时，将梁启超一派、章太炎一派均归入古文学的末期（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5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传统诗文创作步履维艰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晚清以来适合于报章杂志的小说戏曲的极大流行。据20世纪50年代阿英的《晚清小说戏曲目》统计，这一时期的创作小说有478种，翻译小说629种，共计1107种。20世纪80年代上海书店拟出版《晚清小说大全》时，补充了一百余种小说。而到了90年代，日本学者尊本照雄出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近代小说篇目16046件。其中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共计10011种（注：郭延礼：《对中国近代小说的新认识——兼介〈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该文收入郭延礼著《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小说一格，历来不被传统文人所重视，即便到了近代，受传统思想的约束，写作小说依然被视为是堕落文人的不名誉之举。但与此同时，印刷业的发达和报刊消费市场的扩充，给小说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到了1900年，康有为在《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以速之》中说：“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注：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小说文体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意识到尝试用小说这种文体来承载社会变革的政治内容，扩大小说的社会作用。最早的尝试，超于传教士傅兰雅。1895年他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启事，求著时新小说，认为“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注：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中国人任廷旭合译日本人森有礼编的《文学兴国策》出版，这虽是一部考察美国教育的著述，但该书开首所说的“文学之有益于国者”，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兴趣（注：［日］森有礼：《文学兴国策》，上海书店2002年版。）。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延续了上述文学思想的探索，但在论述上更进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