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2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2-0122-03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文体写作，是近一百年来的新生事物。它是由西方取道日本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出于日本人之手（古城贞吉著），初版于1897年。出于中国人之手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为林传甲著，初版于1904年（讲义印本；正式出版于1910年6月）。嗣后，便有了林林总总的各式文学史问世。以致文学史的写作本身，亦成为一种历史。新近戴燕所撰《文学史的权力》，便是一部研究文学史百年写作史的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本文涉及文学史写作史的文字即受惠于该书，以及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一书涉及文学史编写的有关章节。 二百年来，文学史的叙述范围、关照重心、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语言，一直都随着时代的变更和研究的深入而发生着变化，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则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中，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并不轻松地前进着。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写到： 我们对以往文学的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文学史给了我们完整而又清晰的古代文学的轮廓面貌，给了我们堪称系统、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同时，还给了我们有关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些重要概念，以及使我们能够就专业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言。很多人恐怕都有下面的经验：到今天，文学史所给予的观念、概念和语汇，已经成了我们专业身份的标志，当一群人在一起谈论古代文学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能凭着文学史养成的直觉，判断出其中的内行或外行。（页171） 她写这段话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几乎成了我们日常思维与谈话习惯的一部分的语汇、概念，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地老天荒的东西，真是从来就有的？还是只是在某一段里生成的？”并由此说明文学史写作的千差万别。然而我想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究竟哪一种文学史“给了我们完整而又清晰的古代文学的轮廓面貌，给了我们堪称系统、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同时，还给了我们有关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些概念，以及使我们能够就专业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究竟哪一种文学史“所给予的观念、概念和语汇，已经成了我们专业身份的标志”？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莘莘学子都是读着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简称游本《文学史》）走进中国古典文学殿堂的。 游本《文学史》初版于1963年，面世近40年，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至今仍然显示着活跃的生命力。游本《文学史》先后经历过三次较为重大的修订，费振刚先生在第三次修订版的《再修订后记》中介绍说： 第一次是在1978年，其具体情形可见附于《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后1978年10月27日写于广州的《后记》。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原来的版因多次重印而有所损坏，需要重新制版。责任编辑宋红提议利用这一机会做一次全面的修订，具体的作法是由她通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当年参加编写全过程的孙静、李修生和我研究讨论，给以确定。这次修订除改正行文中不甚确切的用语，以反映社会和学术的更新发展外，主要是重新核实引文，纠正引文中的一些错误，重新对一些古文和古代诗词进行断句和更换个别材料，以反映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勘正了一些误排之处。这次修订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全书有近八百处做了修订。第三次即本次的修订是在世纪之交的两年里进行的。出版社考虑到这部文学史要在新世纪里更好地发挥它作为大学教材的作用，提议再进行一次较大规模修改。他们邀请廖仲安、孙静、李修生、沈天佑和我做了多次讨论……修改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个别过于绝对化、政治化和现代化的用语作了修正，以求比较客观和平允；适当增加对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新成果、新进展的介绍；对行文中引文增补出处；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增加对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每册增加“阅读书目”一项，列有本册所论述到的作家的别集和总集；校正错别字，改正不妥的标点和断句。兹择要对第三次修订工作加以介绍： 一、增加脚注 《文学史》原本设有面末脚注一项，用以并存异说、提供补证、校勘版本等。脚注很有学术价值，但数量不是很多。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新成果，必然会引发文学史方面的新探索和新思考。此番修订，在不改变原书总体框架和前辈学术观点的前提下，特别注意将新的学术观点和对旧说有所匡正的出土实物情况纳入脚注中。如“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编在《概说》中讲到武王灭殷的时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第一册旧版8页，以下简写为：旧一，8；余类推。又，本文所用为1991年—版第8次印刷本，1998年电脑排版后页码有变化），新版此处增设脚注，提供了“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灭殷时间定在公元前1046年的研究成果（新一，8）。又如关于《诗经》的成书时间，新增脚注特别介绍了学者们对《商颂》成书时间的分歧意见，视线追踪一直达到2000年（新一，30～31）。第一编“概说”在讲到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时，引述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旧一，4），新增脚注则补充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的考古发掘情况，从而说明中国早期文明的多元发展（新一，4）。在言及宋玉赋的真伪问题时，旧版认为《古文苑》所载宋玉赋六篇、《文选》所收宋玉赋五篇俱为伪作，新版在此处加脚注，引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如胡念贻、姜书阁等的不同意见，并介绍了当代学者对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的唐勒赋残简的研究情况，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