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宋诗研究一向是比较冷落的一个角落。即使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学术界开始恢复正常并有所发展之后，宋诗研究的发展也未能跟上其它领域的步伐。比如说唐代文学研究在八十年代就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它不但每两年开一次研讨会，不间断地出版研究丛刊和年鉴，而且还在组织全国的唐诗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唐诗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可是宋诗研究却没有如此盛况，宋代文学学会直到2000年才成立了筹委会，至今为止只开过两次学术讨论会，尚谈不上组织全国学者进行大型的集体课题。当然，如果仅从宋诗研究自身来看，它在近二十年间也取得了不小的发展，其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整理。北京大学主编的《全宋诗》的出版，是宋诗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清代学者编纂《全唐诗》时，不但有前人的几种唐诗总集作为较好的基础，而且唐诗总数只有五万首。而《全宋诗》一来没有较好的宋诗总集作基础，二来所收作品多达二十四万首，其编纂难度远远大于《全唐诗》。虽说《全宋诗》仍是草创之作，不免有缺漏舛误，但是它毕竟为学界贡献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宋诗总集，而且学界对它的订补纠错的工作也已开始，它对今后的宋诗研究者至少可以起到按图索骥的作用。与《全宋诗》堪称姐妹篇的《全宋文》也已编完，并已出版近半，它可以为宋诗研究者提供有关宋诗背景（包括作者生平、历史背景等）的丰富材料。此外，程毅中的《宋人诗话外编》和吴文治主编的十巨册的《宋诗话全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宋代诗学理论的丰富材料。别集的整理也不是乏善可陈，比如朱东润的梅尧臣集校注、钱仲联的陆游集校注、白敦仁的陈与义集校注可称是校注俱精的名著，此外如陈增杰的林景熙集校注、傅平骧和胡问陶的苏舜钦集校注等的质量也相当可观。钱钟书的《宋诗纪事补正》所收宋诗虽然大多已见于《全宋诗》，但是其甄别考订之功仍很值得重视。可以说，今后的宋诗研究者所掌握的宋诗文献要比前人远为完整、准确。 第二，专题研究。宋诗的专题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于诗人研究和诗歌流派研究两个方面。八十年代以来，苏轼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有关苏诗研究的论著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陆游诗研究，去年八月份在南京大学举行的第二次宋代文学研讨会上，代表们提交的论文中关于苏轼的多达十二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八分之一，这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回归文学本体了。孔凡礼的《苏轼年谱》长达百万字，学术质量已远远超过清人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总案》。对苏诗的阐释、评判也有所突破，王水照、谢桃坊、刘乃昌等人对苏诗的论著都有较高水平。黄庭坚的研究较多地带有一些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味道，以往套在他头上的无非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等帽子，经过八十年代以后学界的论述，现在大家不再围绕那些恶谥作无谓的争论了，我们已能平心静气地研究他的诗作和诗论了。关于黄庭坚的研究专著如黄宝华的《黄庭坚评传》、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等己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此外，关于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刘克庄等人的研究也有所突破，自从三十年代梁昆写《宋诗派别论》以来，宋诗流派一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宋诗流派之多、影响之巨是文学史上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到了八十年代，程千帆先生以非常敏锐的学术眼光主持进行“唐宋诗流派研究”的课题，其中关于宋诗的成果有《江西诗派研究》和《江湖诗派研究》两种，在宋诗流派研究中做出了较好的成绩。此外，如西昆诗派、四灵诗派、道学诗派等也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还有一些研究论著虽不以诗派为名，但其实质却很相近，例如程杰的《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对宋初欧、梅、苏等人的诗风革新及其在宋诗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澄清了有关史实，视野开阔，结论可信。 第三，总体评价。由于关于宋诗的文献整理及专题研究有了较大的成就，关于宋诗的总体评价也比从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初还有不少学者对宋诗的评价被囿于“味同嚼腊”或“宋人不懂形象思维”之类谬说，那么现在此类观点已经基本被学界抛弃了。召集学界注重的论题已经转向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征、宋诗与唐诗的异同、宋诗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比较实在的课题，当然大家对于宋诗的总体评价仍是见仁见智，但是很少有人对宋诗一笔抹煞了。已经出现了好几种关于宋诗的宏观性研究的著作，例如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韩经太的《宋代诗歌史论》、许总的《宋诗史》，此外如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和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等书虽然不是专论宋诗的，但其中关于宋诗的部分却写得相当深刻。我认为上述著作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同类著作，例如周裕锴的书，不但建构了宋代诗学的体系，而且对宋代诗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比较清晰的理论概括。这种概括体现了作者对宋代诗学的特征和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又善于用现代的术语和表述方式来叙说它们，不像某些著作专用似是而非的新名词来包装一知半解的论点。此书作者对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两方面的材料都掌握得很好，从整体上呈现出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此外，宋诗研究的学术视野也有较大程度的扩展，这主要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学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大诗人和重要论题，一些中小诗人如释惠洪、张舜民、韩驹、郭祥正、朱熹等都已有论文涉及，宋诗中的次要性主题倾向如咏花诗、使辽使金诗、理学诗等都受到注意。另一方面是与宋诗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呈现出相当活跃的趋势，例如宋代的禅学思想与宋诗的关系，近年来受到好多位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一批较高水准的论著。前人论述宋诗与禅学关系时一般仅限于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而现在学界对宋代禅僧的诗歌创作、宋代士大夫之禅学对其诗风的影响以及文字禅与宋诗风气之关系等论题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这就从总体上加深了我们对宋诗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把握。类似的论述有关于宋代理学思想对宋代诗学的影响、宋代党争与诗学之关系等，都已受到相当的重视。 宋诗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当然很难预测，也不宜事先规划，不过也不妨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研究者各有各的特长和兴趣，当然可以自选研究课题。在宋诗研究范围内，大概还没有哪个方面可说已研究得很全面、很透彻了，所以从宏观到微观，从考证到理论，什么课题都可以做。但从全局来看，当务之急尚不是对宋诗作全面的整体性的理论探讨，而应先把力量集中于文献研究。《全宋诗》虽然已经出齐，但是不难预料，它的错误缺失不会比清人所编《全唐诗》少。既然学界对《全唐诗》的纠错订补工作至今尚未完成，那么对问世不久的《全宋诗》当然更应投入较多力量来做这项工作。此外，宋代重要诗人的别集急需整理，编年、校注的工作量很大。前辈学者朱东润、钱仲联等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继承他们的工作。比如王安石诗的编年，黄庭坚诗的校注，都是需要有心人来从事的重大课题。由于它的学术难度较大，又决不是朝夕之间所能奏效的，所以有待于沉潜深思的学者来完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