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造诣和价值而论，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前不及唐代传奇，后逊于《聊斋志异》，因而在小说史上的评价不是很高。鲁迅说它“文笔殊冗弱”，亦颇中肯。但这只是它的短处，其长处和贡献长期没有受到重视。近年，小说史家的研究有新开拓，对其内容本事、形式特点、对外影响以及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本文讨论另一问题：从《新话》显示的艺术自觉看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这种自觉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纯用传奇体式，富于自创意识，注重表现战乱时事，从而造成它在小说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本个人纯传奇集，第一本全自创小说集，第一本大写时事——重大现实题材小说集。 一、第一本个人纯传奇集 中国小说源远流长，但在先秦两汉还未独立，从《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到《燕丹子》、《吴越春秋》，都是拄着史书或子书的拐杖跛足前行的，那是小说的童年时代。魏晋南北朝盛行志怪、志人的笔记小说，摆脱了史与论的实用拐杖，但多“丛残小语”、传闻琐记，而非撰述者的自觉创作，属于小说的幼年时代。至唐，传奇勃兴，不惟“篇幅曼长，记叙委曲”，且多文人“意识之创造”（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小说从而走向自觉，也走向成熟。易言之，传奇是趋近成熟的小说，也是小说创作进入艺术自觉阶段的重要标志。 不过，正如小说的成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小说创作的艺术自觉也有其漫长的发展历史。唐传奇作者虽已“有意为小说”，创作出一批精美的传奇，却并不把传奇小说与随笔记述的异闻、杂事加以区分，而常将它们混在一起，编入一书。这说明其艺术自觉是有限的。因此，尽管在唐五代三百多年间产生了迄今尚可考辨的个人小说集数以百计（注：程毅中《古小说简目》收一百三十余种，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收二百二十余种。），却没有一种纯传奇集。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都为收载的作品作了定性分类。除去编选多人作品的《异闻集》（传奇为主，亦间杂志怪）不论，被《叙录》判为个人“传奇集”者七种，被《总目》判为“传奇小说集”者八种，其中被两书共认者只有四种，即李玫《纂异记》、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和无名氏《灯下闲谈》。即使这四种，也正如《叙录·代前言》引述胡应麟之言所说：“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或一事之内两端俱存，姑举其重而已。”其中只有《灯下闲谈》尚存全帙二十篇，其余三种都是辑佚本。而《传奇》中的《王居贞》、《甘泽谣》中的《韦驺》、《灯下闲谈》中的《负债作马》和《神索旌旗》均不足四百字，短者只二百余字，无论篇幅与品格，都是显见的志怪笔记。《纂异记》篇幅比较整齐，也无单纯志怪之作。但其《刘景复》也仅五百余字，而一首长诗就占二百二十四字，与一般“记叙委曲”的传奇的距离不言而喻。其实，从魏晋至明清，与大量志怪笔记共存共荣的是一大批超乎笔记又与传奇有明显差距的“两端俱存”的中间体小说，不妨谓之准传奇体。它们有的是作者“意识之创造”，虽有意味，但篇幅短小，记叙简括，类乎今天的微型小说，《刘景复》及《玄怪灵》中《元无有》即是其例；也有的篇幅较长，记叙委曲，但系怪异传闻的记述和加工，即便有所生发，仍带志怪的明显胎记，如《续玄怪录》之《张逢》与《原化记》之《南阳士人》都是写人无端化虎吃人故事，内容大同小异，似“同出一源”而“传闻异辞”（注：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张逢篇按语，见该书中华书局（上海）1958年版，第219页。），“明变化之不妄”而超乎志怪，单篇《镜龙图记》、《异梦录》，《传奇》之《马拯》、《卢涵》亦属此类；还有单纯宣教之作，大写僧道神佛的灵应事迹，或无完整结构，缀结断片成文，是六朝《神仙传》、《冥祥记》的发展和变体，《甘泽谣》中的《懒残》、《纂异记》中的《齐君房》、《传奇》中的《许栖岩》、《樊夫人》、《金刚仙》，不一而足。在志怪大潮余波不息、传奇风韵方兴未艾的唐和五代，准传奇小说占很大比重，而《灯下闲谈》大半皆是。如果忽视这类中间体的存在，将它们视为一般的传奇，那么，六朝志怪书中那些无论篇幅与意蕴都与之相埒甚至更近于传奇的中间体作品（如《搜神记》之弦超、紫玉、卢充等人的爱情故事，《续齐谐记》之赵文韶与清溪庙神对歌故事），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被归入传奇之列，从而将传奇兴起的时间大大提前。这显然有违小说发展的实际。当然，在“姑举其重”的分类中，准传奇似可忽略不计，但同时也要看到它们与一般传奇的差别和距离，看到其为中间体式的实质。包含准传奇的小说集就不是纯传奇集。 降至宋代，传奇式微，个人传奇集也更稀见。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虽列有七种，存者只有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一种。其余六种尽佚，且无辑本，大多仅知一篇梗概或节录，难于定性。其中《续树萱录》和《苕川子所记三事》都只有三篇，即便是传奇集，由于篇数太少，也难体现一般传奇集所能体现的艺术自觉，因此可以置而不论。无名氏《摭青杂说》倒是存有《说郛》选录的五篇传奇，但全书多达二十四卷，且以“杂说”名书，显然不会是“传奇集”，更不可能是纯传奇集。此外，宁稼雨《总目》还将廉布《清尊录》和康誉之《昨梦录》定为“传奇小说集”。前者《说郛》收载十则，七则都是二三百字的传闻笔记，故被李剑国上书判为“志怪杂事传奇集”；后者《说郛》收载九则，五则为记述风物短作，无人物、情节，与传奇体大相径庭。由此可知，有宋一代，今可考见能称传奇集的个人创作只有张齐贤的《旧闻记》。其书五卷二十一篇，多为篇幅较长的传奇小说，但也有《泰和苏揆父鬼灵》、《衡阳县令周妻报应》、《洛阳染工见冤鬼》、《石中获小鱼》等记述作者“亲所闻见”的志怪之作，短者仅约三百字，还有一些准传奇小说，全书远不是纯传奇集。下至元代，产生了中篇传奇《娇红记》，却未见一种个人撰著的传奇小说集。 再看产生于明初的《剪灯新话》，全书四卷，二十篇，附录一篇，长者近三千字，短者也在一千二三百字，既无志怪、杂俎，也无介乎笔记与传奇之间的准传奇体，篇篇都是情事委曲、各具创意的地道的传奇小说。与唐宋几种传奇集相较，体式、风貌空前整齐，衍进之迹极其明显，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确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本个人纯传奇集。它所显示的文人作家对小说文体的艺术自觉是以前任何小说集都无法比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新话》的出现不仅预示文言小说的复兴，也标志传奇小说集的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在它的影响下，《剪灯余话》、《觅灯因话》、《女才子书》等个人纯传奇集相继出现，《新话》成了唐传奇之后对小说文体之艺术自觉的新开拓者。 值得注意的是，三百年后横空出世的文言小说经典《聊斋志异》既有大量传奇，也有大量笔记，作品体式反差之大显而易见，与《新话》体式的整齐一致大相径庭，仅从这方面说，是从《新话》、《余话》所表现的文体自觉倒退了，因而受到《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的非议，说它“一书而兼二体”，“非著书者之笔”。（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所附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见天津古籍书店1980年影印本。），即使极赏《聊斋》并为此辩护的冯镇峦也不得不承认：“一书而兼二体，弊实有之。”（注：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见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卷首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这种批评本身也是文体观念的自觉和进步，在明代以前是见不到的。由此可见，《新话》作者对小说文体的艺术自觉不仅迈越前人，也胜过后来居上的小说巨擘蒲松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