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是在严酷的环境中缓慢地向前发展的，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讲究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以及商人阶层的趋利行为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农为本的尖锐矛盾，使得“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具有的传统心态。在浓厚的“抑商”氛围中，商人们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传统中国商人只得在严酷的环境中艰难前行：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求商机开拓市场，敢冒风险刻苦经营，精于算计注重效益，坚守其趋利本质；另一方面屈从封建皇权与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遵循儒家伦理，崇尚权贵，依附官僚，追求享乐，不会用泼天富贵开拓事业，更不会把商业利润用于为社会积聚财富，从而创造一种属于商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及价值体系，形成一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与社会现实相适应，传统中国商人的这种行为准则与精神品格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有着真实的展现： 一、追逐财富 敢冒风险 追求剩余产品的商业利润乃是古今中外一切商人的存在基础，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以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钱为人生幸福同样是传统中国商人的价值追求。早在春秋时期，大量的自由商人登上历史舞台后便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经·卫风》）中的小商人，起初游乡收丝，本小利薄，生活困难，受人歧视，被称为地位低贱的“氓”，只得借贸丝之机求娶新娘，多年后他毁弃“旦旦”“信誓”，抛弃糟糠之妻，只因其工于算计，经营致富，一跃而入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之行列。这是传统中国商人早期的文学呈现。当其时，正如《管子》云：“今夫商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产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商人通贾，倍道兼行，以夜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眼前也。”管仲在此精辟地记述了商人的经营手段及赚取利润的谋略。“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倍道蒹行，以夜续日”的风险与艰辛，“相语以利”的授业之策，既表明经商之不易也揭示了商人趋利的行为本质。 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需要，以追逐财富为本的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商人阶层异常活跃，司马迁曾描绘：“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注：《史记·货殖列传》。）商人因趋利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一时间“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镐。”（注：晁错：《论贵粟疏》。）一些财力雄厚的大商人甚至具备了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的经济条件，这引起了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国家机器赖以运转的赋役来源，历代王朝大都实施着严厉的抑商政策，甚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注：《史记·平准书》。）。风雨如磐中，希图经商赢利的传统中国商人并未销声匿迹，从司马迁笔下那些在繁复微贱的工贸活动中致富的商人、《洛阳伽蓝记》里“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的富商，到唐代的富商大贾，史料记载十分丰富。但作为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唐以前竟是一个空白，对商人既没有“货殖”、“经营”的描写，更无冒险以求、孜孜逐利的肯定。重本抑末的思想体系竟然扼杀了文学表现现实的常理，商人的社会价值不被认同可见一斑。 到中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繁荣，以儒家思想为规范的封建伦理文化体系的权威性减退，商人的生存空间扩大，社会地位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商业视为“贱业”、“末业”，这滋润了商人趋利的价值理念，更坚定了商人追逐财富的决心。文学家对此也开始投入较多的关注笔墨：由于认为经商赚钱天经地义，并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波斯胡商自然按客人所带货物轻重安排宴请座次，参与海外贸易冒险的文若虚的座位便戏剧性地由最末再重新设宴而到了“头一位”（注：《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巧运洞庭红》。）；因要赚钱图利，蒋兴哥在与妻子最为浓情蜜意之时，毅然提出“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衣食道路？如今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注：《古今小说》卷一《蒋兴歌重会珍珠衫》。）至于《乌将军一饭必酬》（注：《初刻拍案惊奇》卷八。）更描写了王生经商的传奇故事。王生经商，三次都遭同一伙强盗打劫，最后一次因强盗偶发慈悲，将别处打劫的二三百捆苎麻脱手于他。谁知苎麻中各藏有成锭的银子，加倍于原丢失的本钱。从此再贩运经营“遭遭顺利，不下数年，遂成大富之家。”王生因强盗丢赠苎麻而获银，带有偶然性，并不值得推敲，但王生那种经商百折不挠，不避艰难险阻的心态却值得大书一笔：第一次遭劫，回来后心灰意懒，只想近处作买卖，婶母杨氏却激励他说：“男子汉千里经商，怎说这话？”于是王生再作冯妇，又遭劫，杨氏仍无埋怨，仅以“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一番话勉励。传统中国商人为趋利而敢冒风险、坚定执着、败不气馁的性格特征在杨氏与王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长篇小说《金瓶梅》展示的是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西门庆无疑是个“恶人”，他经商致富，以财鬻官，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纵欲而亡是他罪有应得。不过作为商人，西门庆无疑具有精明的生意头脑和一定的冒险精神。他重视信息来源，关心市场行情，懂得金钱“好动不喜静”，擅长买贱卖贵，让手头的资本在周转流动中不断增值。他与乔亲家合并缎子铺，资产投入才一千两，后来本利积聚，很快滚成价值一万两的缎绢外加“二十大车”货物，其间贿赂官府，买通新任巡盐史蔡一良，获得三万盐引是关键。但他迅速将盐引变钱换货物，分零贩运到湖州、南京卖出，其间获利甚丰，加上直接定货，成本更低廉，这种经营方式在明代交通运输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是需要相当雄厚的资本和敢于冒风险的胆识魄力的。 简言之，尽管文人墨客投入的“青眼”有限，传统中国商人勇于冒险、敢于开拓、不屈不挠追逐财富的品格在流光溢彩的文学长河中是有着精彩呈现的，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传统中国商人目标坚定的经济冲动、征服意志和成功欲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