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云际会与士林风尚 嘉庆、道光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府统治已由强盛的巅峰走向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殆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衰败之象处处可见。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百余年内，全国人口由一亿五千万猛增至四亿三千万，资源、生产力水平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加剧，流民无以为业，士人仕途拥挤，成为国内政治不安定的重要根源；由于承平日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令不行而禁不止，贪污成风，威信下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举步维艰，弊端重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贸易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蓄势待发。 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的消息，最先为生活在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角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破。生活在嘉道之际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贺长龄、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方东树、沈垚、潘德舆、鲁一同、徐继畲等人，是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名流。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在由盛转衰历史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匡济天下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热情，施展才华抱负和治平理想的巨大冲动，使他们不愿放弃眼前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契机。他们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以耸听之危言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山雨欲来的危局，共同表现出救世的警觉和入世的热忱，并自觉地把这种警觉和热忱演化为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呼唤，对新的士林风尚的设计。他们努力寻求与陶铸一种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急切期望学风、士风由宋学之高蹈、汉学之烦琐向立足现世、通经致用方向的转换。对于新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龚自珍概括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学与治之术不分”（注：《龚自珍全集·对策》，第114页。）；魏源称之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注：《魏源集·两汉经师今古文学家法考叙》，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页。）。这些概括蕴含着明确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第4页。），学、治统一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要求学术立足于天下之治，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士人本身不是高头讲章与琐碎饾饤的生产者，不是“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注：《魏源集·学篇九》，第22页。）的书蠹，而应是天下之治的实践者。 学、治一致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得到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超越各流派门户畛域的学术选择。对新的学术精神的认同和以救世自救为基本出发点的奔走呼号，促使嘉道之际新的士林风尚形成。嘉道之际的士林风尚具有以下特征： ——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和主宰精神的确立与恢复。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年代，正是封建士人阶层多梦的季节。平常时期，他们苦于阶级太繁，尊卑有定，文网恢恢，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而非常时期，则以为可以跨逾等级，破除旧例，大显身手，一展雄才大略。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热情与梦想，激动着一代士人之心，他们渴望获得社会参与和贡献智慧才能的机会；并开始充满自信地重新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所应承当的社会角色。“以布衣遨游于公卿间”的包世臣以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注：《艺舟双楫·赵平湖政书五篇叙》，《安吴四种》，同治壬申重刊本。），姚莹更是不无自负地说：“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注：《中复堂全集·复管异之书》，同治六年刻本。）。其间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且充满着天下艰难，舍我其谁的社会主体意识和拯道济溺的英雄气概。林伯垌作《任说》，以为“自任以天下之重则固天下之士也”，以天下自任，虽为布衣，“而行谊在三公之上”（注：《修本堂稿》，《修本堂丛书》刊本。）。梅曾亮写于道光初年的《上汪尚书书》抒写心志道：“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注：《梅伯言全集》，咸丰六年刊本。）进则攘臂以治乱，退则治学以培道，先觉以觉民，此种人生取向，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一代士人踌躇满志的躁动心态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士林中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风气的形成。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和学、治一致的学术指向，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不满足于坐而论道，他们更崇尚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求。在整个社会士气复苏、议论风生之际，姚莹以东汉与晚明士人作为前车之鉴，向激情四溢的士林提出忠告。姚莹以为，志士立身，有为身名，有为天下，“自东汉以虚声征辟，天下争相慕效，几如今之攻举业者，孟子所谓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也。当今笃行之士，固已羞之。明季东林称多君子，天下清议归焉，朝廷命相，至或取诸儒生之口，固宜海内澄清矣。然汉、明之季，诸君子不能戡定祸乱，反以亡其身，无亦有为天下之心而疏于为天下之术乎？”（注：《中复堂全集·复管异之书》。）此种忠告，显示出作者在士风高涨中的冷静思考。以史作鉴，则宜摒却虚名，不尚空谈，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的研究与探求。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社会参与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清谈议政，而是自觉地致力于当世急务的研究与实践。包世臣留心于“经济之学”，闻名遐迩，“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也慷慨言之。”（注：《清史稿》卷486《包世臣传》。）龚自珍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的同时，又留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使得“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榘矱（注：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年刊本。）。精于边疆史地者如张穆、徐松、沈垚等人在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察中，对经济开发与防务提出建策，以备当事者择取。管同、方东树等宋学信仰者，在高扬性理主义旗帜的同时，于“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注：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柏堂集》，光绪七年刻本。）。正如李兆洛所言，嘉道士人“怀未然之虑，忧未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注：《养一斋文集·蔬园诗序》，光绪戊寅年夏重刊本。）。这种重视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构成了嘉道士林风尚的显著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