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02)04-0023-04 学术，总是在不断发现、不断论辩、不断总结中前进发展。宋代张载有一句名言：“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学理窟·义理篇》）我们正是本着这样的态度撰写了《论李清照“欲说还休”的复杂内涵——兼析〈凤凰台上忆吹箫〉》一文（《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旨在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讨论，并没有“一意孤行”、迫人接受的意思。近读山西师大中文系姚玉光副教授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大著《也论李清照词愁情的内涵——与陈祖美等先生商榷》的文章，颇有感触。开始时，我们感到对拙文提出商榷意见，应是正常现象，至于点名不点名尚属其次，重要的是使我们增添了一次学习的好机会，深望能从文中获取有益的教诲和新颖的资料，但读后却殊感沮丧、惘然若失。姚文在洋洋近万字的论驳中竟没有提供一条新颖而可靠的文献资料，有的，却反而是数处“常识”（此二字乃姚先生批评拙文的用语）性错误，论辩方法则多数是主观推测或强词夺理；在遣词用语上，多有尖刻挖苦乃至讽刺性语言，毫无平等商榷的诚意……如此等等，难道这就是姚先生“学者风范”的表露吗？ 一、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先将姚先生的常识性错误罗列如下： （一）在引用《宋史·徽宗本纪》时，姚先生竟杜撰了一条“到崇宁五年，正月初五彗星西现，八天后徽宗躲到偏殿以少食自裁”的惊人“史料”。众所周知，“自裁”的本意即“自杀”也。姚先生在其文中特别倚重工具书《辞海》，我们便去查阅《辞海》的“自裁”条目，发现仅有一义：即“自杀”。《辞海》并引《汉书·贾谊传》为例云：“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人所共知，宋徽宗（赵佶）是靖康二年(1127)被金兵所俘，后在绍兴五年(1135)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怎么到了姚先生手中，宋徽宗却是于崇宁五年见彗星西现而“自裁”于偏殿之中呢？ （二）在论及《声声慢》“晚来风急”和“晓来风急”的版本不同时，陈祖美先生明明引用了梁启超之女梁令娴所编《艺蘅馆词选》，姚玉光却把编者姓名张冠李戴，还把编者的生活年代提前了数百年之久。众所周知，诸如俞平伯、唐圭璋、吴小如、刘乃昌等众多大家，在谈及清照《声声慢》之字词时，都是作“晓来风急”。而陈祖美先生之所以作“晓来风急”，是因受到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中梁启超的眉批影响而来。而自称“遍索”过清照、明诚各种资料的姚先生，竟对此一无所知，还凭空制造出一个“明人田艺蘅的《艺蘅馆词选》”的版本，这究竟是谁的谬误？ （三）姚先生把清照《感怀》诗中的“公路可怜”典故，解释成“公廨非常简陋”，也属常识错误。“公路”是汉末人袁术的字，决不是“公廨”，在目前各种清照词注释本中，都把“公路”释作“袁术之字”。如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对此条注释甚详，现抄录如下：“公路，袁术字。袁术，汉末人。《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遂死。’清照并未如袁术之绝粮，以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室中空无所有，故用其故事自喻。”此条可供姚先生参照。 （四）姚先生在对词学的艺术表现特征上，似乎也有常识性的误解之处。关于诗词的区别，李清照早在其《词论》中即已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卓越主张。即她认为词不同于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它的“当行”“本色”特点之一便是重含蓄、重隐婉，而忌外露、讳直言。故李清照极为重视词中“故实”（使事用典）的含蓄蕴藉作用。她之批评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又批评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都是在强调“故实”在词中的恰当运用及其所显现的重大艺术价值。清照的这种“词别是一家”和重“故实”的论点，对后世作家和批评家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譬如清之王国维便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即指幽细深婉）”（《人间词话》）的主张；清词家沈祥龙更有“词不显言直言，而隐然能感动人心”（《论词随笔》）的鲜明观点。拙文的撰写，正是按照清照重“故实”和“词别是一家”的艺术特性来破译其“故实”的蕴藉含蓄内涵，并联系清照词中所表现的特异思想情感，从而解读她的愁情遭遇和生活内讳。姚先生要清照在《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词中所写“方寸乱”那样，处处“交代得斩钉截铁”，痛快淋漓，不正是直接违背了清照“词别是一家”和“尚故实”的光辉主张吗？再者，如果从词的“男女视角”来观察，同一旨意，男词人是一种表现方法，女词人则是另一种表现方法，后者往往是曲折尽意，常比男词人“多绕了好几道弯子”，这也是学界公认的事实。我认为，陈祖美先生的论述，用的正是女性的视角，这又有什么“滑稽”可笑的呢？ 二、当我们阅读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时，觉得其中有与“恩爱伉俪”十分矛盾的殊异情感存在。如她说“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既是“恩爱伉俪”，有什么话语不能说呢？特别在“离怀别苦”的当儿，尽可向情郎倾诉，还犹豫些什么？看来，“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背后，当隐藏着十分沉重而复杂的情感内涵，耐人寻味。其实，词后面的“新来瘦”句，即已经说明她的内心的隐情早就积压一段时间了，并非临别的突发表现。在词的下片，作者果然做出了正面回答：“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意谓：算了吧、算了吧！这次的明诚离走，即使唱千万遍阳关曲，也难以再留住他了。言外之意，即说过去的离别，只唱一两遍阳关曲，就可能把明诚留住，而这次却不同了，情况有变化了，即使唱千万遍阳关曲也不成功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武陵人远，烟锁秦楼”的缘故呀！“武陵人远”故实的含义，在这里显得十分关键重要。姚先生也十分懂得，他如果把它解释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媾和的“故实”，那他便无法说明这次分手仅是一般“离怀别苦”、并无深意，那就等于自己消解了自己。于是，他便煞费苦心地强调这乃是“一般人都耳熟能详”的“武陵渔人”（隐士）之典，而且把它与下句的“烟锁秦楼”强行分开，制造出一个“前一个典故正用，后一个典故反用”的语法结构形式。其实，这是徒劳的。作为“武陵渔人”的隐士，与赴官上任的赵明诚有何关联？而据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记载：东汉浙江剡县人刘晨、阮肇深入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遇二仙女邀至其家，结为夫妇，后人遂称遇仙女成婚者为“武陵人”。有宋韩琦《点绛唇》词为证云：“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可见，清照显然是化用了刘、阮典故和韩琦词意，以“武陵人远”，暗指赵明诚将去纳妾而远离了家乡爱妻。因此，清照把这两个“故实”连用，意在以两个婚变典故，强调出她被明诚疏远的根本原因——明诚有了天台之遇，故人走远行，她才被“烟锁”在萧史、弄玉结婚时的秦楼洞房里，过着闭门独处的孤寂生活。而词末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又恰是对这两个婚变“故实”连用的注脚，两个故实的内容都应该是关乎男女爱情婚姻之事的。如果像姚先生所解释的，赵明诚从政，奔向遥远的理想境地，李清照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还感叹什么“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并为此发出了无比的悲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