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5-0058-05 一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1]（卷一） 这段自述，显然是继承了我国先秦时期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对“三不朽”，曹植尽管也重视立功和立言，但总的来看，他是把立德放在第一位。他所说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虽然含有立功的成分，但其主旨还是在立德方面。所以，在讲“戮力上国”两句之前，他自谦“薄德”；谈到立言，他又特别强调“定仁义之衷”。曹植特别重视立德，在《赠丁廙》诗和《文帝诔序》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赠丁廙》云：“君子义休偫，小人德无储。积善有馀庆，荣枯立可须。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1]（卷一）在曹植的心目中，君子是具备美好的道义的，小人则寡德而无储。只要积善，就会多福多荣。君子应当坚守大节、通达大道，不要为世俗所拘限，也不必为世儒。曹植在这里所说的“固大节”和“通大道”，当与上面所说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相通，都是把立德作为自己的志向。 又《文帝诔序》云：“考诸先纪，寻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论（一作‘德贵长传’）。”[1]（卷二）曹植学识渊博，熟悉典籍。他考寻先前的典籍所记以及哲人所言后发现：人生若寄，只有道德是恒久可论的。显然，他强调的是立德不朽。 一个人有立德的志向固然可贵，更为可贵的是处在逆境中能始终坚持不渝。在这方面，曹植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历史记载，曹植和曹丕曾有一场争当太子的斗争，结果是以曹植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斗争，是后来曹丕屡次迫害曹植的一个重要根由。曹操死后，曹丕和他的儿子曹睿相继掌权。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利用曹植由于不慎所犯下的过错，听信谗言，采取了离京、贬爵、虚位、不准兄弟之间往来等多种手段，不断地对其加以迫害。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不问世事，逍遥任运，乐天寡欲地来安顿自己。但是曹植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虚度一生，使自己无德可述，没世无闻。这一点，他在《求自试表》中有饱含情感的抒写：“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1]（卷三）他选择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1]（卷三，《杂诗》）。他一面“自念有过”，反省自己，完善自己，一面继续“修吾往业，守吾初志”[1]（卷二，《黄初六年令》），不改自己的贞心亮节。他克己慎行，用多种形式“论及时政，幸冀试用”。面对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他念念不忘“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他真诚地希望灭蜀亡吴，统一宇内，天下太平。为此，他表示自己即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1]（卷三，《求自试表》）。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到，曹植的一生，尤其是在遭受迫害的逆境中，一直不忘立德，不忘“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希冀得到实践理想抱负的机会。曹植青年时期在争夺太子的斗争中失败了，后来想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化为泡影，但是他并没有沮丧，没有失去自己的人格，而是在逆境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人格。他的立德情怀，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超越了他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悲悯和愤慨。 二 对立德的重视和实践，是曹植思想和生活的重要支柱，这自然会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从今存曹植诗文的思想内容来看，化理道德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这方面的内容加以综合，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立德与立功相融合，念念不忘事君兴国。封建社会中的不少志士仁人推尊立德，常常把事君兴国置于首位。在这方面，曹植是相当自觉的。他曾明确宣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2]（卷十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他看重立德，但不轻忽立功，能把立德与立功融合起来。《求自试表》说：“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曹植的父亲曹操曾控制朝政，后来曹丕和曹睿相继为帝，因此曹植的事君兴国，尽管含有事亲的成分，但主要的还是基于传统的忠君爱国情操。曹植事君兴国的情操是强烈而深沉的，他深知人的生命如春日之微霜那样短暂，应当珍惜时间，忠君效力：“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1]（卷三，《薤露行》）为了君国，他以烈士自诩，高唱：“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1]（卷一，《杂诗》）当国家的领土受到侵扰时，为了驱敌卫国，他豪迈地表示：“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卷三，《白马篇》） 上面例举的诗文，慷慨激昂，洋溢着一种真实的事君兴国、立德与立功并重的高尚情操。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位念念不忘事君兴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之后，在两汉和三国时期，能够始终不忘事君兴国者，当首推曹植。 （二）德性与人性的统一。曹植的朋友丁翼说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2]（卷十九，《陈思王植传》注引《文士传》）。把曹植的仁孝道德，说成是“天性”，是否科学，值得探讨，但是从曹植的许多诗文来看，他的德性确实是比较自然的，常常能与人性相统一。他对人民的关怀和同情，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这方面，曹植有两个视角：一是历史的；一是现实的。视角虽然不同，但基点都是现实。当关注历史时，他由衷地颂扬古代的圣君对人民的仁爱。如《夏禹赞》云：“吁嗟天子，拯世济民……厥德不回，其诚可亲。
其德，温温其人。”[1]（卷一）又如《周武王赞》云：“功冒四海，救世济民。”[1]（卷一）而对那些不仁的君王，则无情地予以痛斥。他揭露“纣为昏乱，虐残中正”。途经秦始皇的坟墓，联想到秦始皇的暴虐、残酷，他感叹道：“寻曲路之南隅，观秦政之骊坟。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为君。”[1]（卷一，《述行赋》）如果将曹植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加以比较就可看出，他似乎更加注重现实，对现实中的人民因人祸和天灾而造成的种种悲剧，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在《送应氏》其一中，他多方面地叙写了战乱对洛阳的严重破坏和“千里无人烟”的悲惨境况[1]（卷一）。建安二十二年(217)，疫气蔓延成灾。曹植对这件事十分关心，特别写了《说疫气》一文。文中写道：尽管疫气使“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但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1]（卷一）。曹植虽然身为公子侯王，但他留心农事、关心农民。“太和二年大旱，三麦不收，百姓分于饥饿”，忽然上天降雨，曹植喜出望外，即兴作《喜雨》诗，称颂这场雨是“时雨”，进而设想雨后“嘉种盈膏壤，秋登必有成”[1]（卷三），表现了对农民的关切。在初秋霖雨成灾时，曹植想到了“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1]（卷一，《赠丁仪》）。由农夫受霖雨之灾，推及在贵不应忘贱，又希望施恩能博，体现了其仁民、泛爱的德性和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