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现存资料来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最早。该书卷二论官文书四体曰：“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揭开了文体学研究的序幕。此后，略晚于蔡邕的曹丕著《典论·论文》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略举四科八种文体，以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西晋初年陆机著《文赋》又标举十体，并对各体的特征有所界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此外，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直至任昉的《文章缘起》（注：中华书局影印元刻《山堂考索》本。其真伪颇多争论。同门傅刚《〈文选〉与〈诗品〉、〈文心雕龙〉及〈文章缘起〉的比较》（收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迎平《〈文章缘起〉考辨》（收在《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均认为《文章缘起》为任昉作，其说可从。）、《文心雕龙》等均有或详或略的文体概论，条分缕析，探赜索隐，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萧统广采博收，去芜取精，将先秦至梁代的七百多篇优秀作品分成三十七类（注：通行本三十七类，但是根据南宋陈八郎宅刻五臣注《文选》，还有“移”、“难”两体，这样就有三十九体之说。）加以编录，因枝振叶，沿波讨源，成为影响极为久远的一代名著。从蔡邕《独断》到萧统《文选》，前后绵延三百多年，中国文体学最终得以确立。 《独断》始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南齐书·礼志上》：“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据此，蔡邕《独断》至少在晋宋以来已广为流传。唐代《日本国见在书目》杂家类著录《独断》一卷。注云：“今案蔡邕撰。”（注：《古逸丛书》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影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据此推断说：“《独断》集外别行见于著录者，莫先于此。其云‘今案’者知其前不著录撰人也。”说明唐代已经有了单行本。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经解类著录：“蔡邕《独断》二卷。右汉左中郎将蔡邕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王莽无发，盖见于此。公武得孙蜀州道夫本，乃阁下所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礼注类著录：“《独断》二卷，汉议郎陈留蔡邕伯喈撰。记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舒、台二郡皆有刻本。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后错互，因并存之。”《玉海》卷五一“艺文”类著录：“《蔡邕传》著《独断》、《劝学》。《书目》二卷，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其书间有颠错。嘉祐中，余择中更为次序，释以己说，故别本题《新定独断》。《光武纪》注引之。”《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著录“淳熙庚子（七年），舒州泮宫刻蔡邕《独断》二卷。”此本或即陈振孙著录的“舒、台二郡皆有刻本”中的一种，说明宋代流传的刻本《独断》，均署名蔡邕，没有异议。历代著录，或经解、或礼注、或杂家，显示其内容颇为驳杂，但是，大多言而有据。《四库提要》以为“是书礼制多信《礼记》，不从《周官》。若五等封爵，全与《大司徒》异，而各条辞义与康成注合者多，其释六祝一条，与康成六祝注全符。则其所根据当出一书。又《汉书·舆服志》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是书则谓高七寸，前后出四寸，此词小异。刘昭《舆服志》注引《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则作三公九，诸侯卿七。建华冠注引《独断》曰：‘其状若妇人缕鹿。’今本并无此文。又《初学记》引《独断》曰：‘乘舆之车皆副辖者。施辖于外乃复设辖者也。’与今本亦全异。此或诸家与人援引偶讹。或今本传写脱谬，均未可知。然全书条理统贯，虽小有参错，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证之渊薮也。”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可以证明《四库提要》的论断是有其根据的。如《独断》记载：“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根据敦煌汉简：(1)“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2)“名状，其秩命士以上，先以闻，以明好恶，臣稽首以闻。”王莽时有五威将军、五威将帅等职，又称五百石官曰命士，所以根据简文中的职官名称，知其乃新莽时之简。这两支简出自敦煌，从行文看，前一简是臣下对皇帝的章奏文书，当属边塞官吏奏章的草稿，边塞官吏不在朝官之列，故言“稽首再拜”。后一简止言“稽首”，或是朝官奏章经王莽批准，然后以诏书形式下达至边郡的。两份奏书中皆不再用“昧死”一词。这里足以证明蔡邕《独断》所论为完全准确可信（注：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薛英群《汉简官文书考略》，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独断》的文献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 蔡邕生活在东汉末期，年青时曾从东汉一代名儒胡广问学，年近不惑又进入东观，参与《东观汉记》的写作（注：参见拙文《蔡邕行年考略》，将刊于《文史》总62辑。）。诚如蔡邕本人自述，对于秦汉史料，他可谓穷尽“二十年之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续补《汉记·十志》。六年中，他潜心研读，与当时大儒卢植等人商讨学问，最终接近完成了有关东汉典章制度的重要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十意》（注：《十意》见《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蔡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以意逆之，或许还有《地理意》，然只字未传。《十意》，《隋志》已不著录。但是，唐宋典籍尚多征引。）。因此他的有关秦汉史料的论述，包括文体的分类和文体的界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本文立论的基础。 需要有三点说明：第一，一种文体，随着时代的变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趋同分化的变异。因此，研究文体学，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其材料的取舍论证，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不能没有根据地利用后代材料来推断前代的文体特征。具体说到秦汉文体研究，虽然《三国志》、《后汉书》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两书的作者（包括注释者）已经生活在文体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他们所记载的传主的著述情况，往往是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很难反映秦汉士人的文体观念。因此，对于秦汉文体材料的取舍，只能参照秦汉时代的著述，譬如《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以及秦汉时代流传于后世的单篇文章。第二，文体的分类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可以依据功能上划分，比如说实用性文体或非实用性文体；也可以参照授受对象上划分，譬如发布对象，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平辈之间；也可以从不同的应用场合来区分，甚至还可以从发表的不同方式来确定。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对于各种文体的要求和重视程度是颇多差异的。就秦汉时代而言，文体的观念还没有后世那么明确，大多数文体还是以应用为主。《独断》所论有两大类，一是皇帝发布的诏书，二是大臣呈递的章表书记，这两类之外的一些重要文体，《独断》没有论列，我们就只能根据蔡邕本人的创作并结合有关史料钩沉索隐，略作商讨。第三，明清以来，《独断》版本较多，可惜迄今未见今人整理本出版，本文所论，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独断》（注：对于此书版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见拙文《蔡邕著述摭录》，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为基本史料，同时，以蔡邕的创作为参照，进而推论秦汉主要文体的源流及其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